第六期 （二0一五年三月）
冷戰中的解殖：香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評析
文：羅永生
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下稱「中文運動」)，是香港戰後第一場和平的社會運動。 這場運動對香港本土社會的發展、對華人地位的提升、對中文教育的促進，以致對繼後香港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勃興，都有舉足輕重的深遠影響。可是，在日前有限的關於香港社會運動的文献中，對這場「中文運動」的研究甚少。而且在僅有的關於香港學生運動歷史敘述中，「中文運動」往往被置放到邊緣的位置，僅僅被表述成邁向七十年代「火紅年代」左翼學生運動的過渡性事件。這種敘事往往以「保釣運動」作為當時學生運動的中心，突出「保釣」在推動香港新一代學生認識及認同中國的劃時代意義，卻也無形中遮蓋掉「中文運動」的豐富內涵，以及它所展現出的複雜文化政治意義。例如，1983年由親中機構「廣角鏡出版社」出版的《香港學生運動回顧》，就只有不足一千字的篇幅交待和分析中文運動。結語更只寫道：「中文運動是一個改良主義運動，雖然含有一層民族色彩，但僅只談及文化而已，對民族的前途、國家的了解均沒有涉及，只是符合了典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文化推崇感，但它也具有一些好影響，使同學們了解到殖民地政府對任何輕微讓步也是不甘心，只有通過團結鬥爭才可達到目標」。
港英殖民體制與戰後香港社會
要重新評估「中文運動」對香港的歷史意義，我們首先要明白戰後香港的處境。也就是說，既要了解香港獨特的殖民地性質，也要了解戰後香港如何處身於國民黨(右派)和共產黨(左派)互相對抗的「冷戰」格局。本文要處理的問題就是，如何透過「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這一個案，了解香港在冷戰二元對抗的構造下，如何開展本身的解殖民運動。
首先，自1842年開始，香港成為英國統治的殖民地，最高的行政權力由英國派來的總督行使。歷任總督在憲制上可以獨攬大權，惟因為「間接管治」的施政原則，也吸納少部分華人精英進入建制，委任少數華人以非官守身份為行政局及立法局議員，以利了解華人社會的民情。只有職權局限在衛生環境等有限市政措施的市政局(Urban Council)，方有少數議席由選舉產生。但參選資格和投票資格都有嚴格限制，選民登記一直情況冷淡。再者，因為戰後香港人口大部分都是由中國內地逃難或移居來港。他們若非政治冷漠，只顧謀生，就是分別由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港的政治組織所帶領，其政治意識形態為兩黨之間的冷戰式對抗所左右。分屬左與右兩派的華籍居民，對香港本地的殖民政治架構，也是十分疏離。
在這樣專權的殖民體制下，能影響政府施政，上達輿情的公民團體並不多，自主的公民社會並不發達。能被政府認許的公民組織十分有限，戰後初期就只有少數由華洋精英共同組成的團體，例如「公民協會」及「革新會」等，會透過溫和與非常有節制的方式，在有限的渠道向政府反映意見。但由於這些團體的領袖，除了外籍、外裔，就是少數能操熟練英語，屬中上階層的華人，他們大都只是作一些忠誠反對派式的改良主義姿態，呼籲政府重視民意。他們的角色，就是作為官民橋樑，修補官民隔膜。他們中間縱有某些人具進取的改革意願，例如六十年代曾出現過的民主自治運動訴求，也難以將這些改革的理想化為直接組織，和連結廣大香港市民的力量。
五、六十年代，港英政府因香港前景並不清晰，欠缺發展計劃。政府內部貪污腐敗風氣也嚴重。在六十年代中期，社會怨憤爆發，相繼釀成六六年及六七年的兩場暴動。六六年天星碼頭加價所引起的騷亂，迅速被鎮壓平息。但六七的那場由工業糾紛引發的暴動，就由於香港的親中共左派受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的混亂所影響，採取了急進的暴力的手段，造成重大死傷，更在一時之間，使香港陷入危機狀態。雖然危機最後也被平復，但殖民政府和華人民間的對抗與張力卻愈見明顯。於是，「中文運動」便在暴動後的環境下，迅速成為新的社會運動目標。
五月暴動與中文運動
事實上，爭取中文成為「官方語文」的呼聲，早在六六及六七的暴動之前已有人發出。在1964至1966 年間，市政局議員胡鴻烈早已多番提出要把中文列為官方語文，要求在市政局會議中使用中文。香港大學的學生報《學苑》亦曾發文支持。不過，對這項訴求的支持，要在1967年5月暴動發生之後，才形成火速蔓延的趨勢。代表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的《學聯報》、中文大學各書院的學生報、新界鄉議局等，迅速在67年下半年間，相繼發表支持中文成為「官方語文」的立場。當其時這些言論，大都將港府接納中文為「官方語文」，與暴動後香港如何修補社會分裂的鴻溝相互連結。例如，1967.11.1 《學苑》的「編者隨筆」，就說道：
「最近的動亂，主要的因素，無疑是一小撮有政治背景的不法分子在搗亂，但這同時也反映了香港社會裡官民的隔膜，因而使左派分子有機可乘。……遺憾的是，政府對於將中文列為官方語言的建議，並沒有任何具體而積極的表示，……假如政府不盡快在這件事上表明態度，無疑將會引起極大的惡果」
1967.11.14的《學聯報》有一篇作者署名余子聖的文章「應否與能否？」，裡面談到：
「五月的騷動證明了香港市民對政府仍存有無比的信心和希望，然而與此同時，亦反映出不少市民的不滿情緒，否則不會一方面有六百多個社團發表公開聲明支持港府，而在另一方面，卻有不斷的輿論指摘政府的部分措施亦未能全符民意，尤其那些來去怱怱的欽差大臣，竟是決定香港命運前途的重心人物，是怎也叫人不服氣的。可以這樣說，大部分市民是極願與政府打成一片，甘苦與共，但政府似乎仍舊站在一貫的「維持本身 利益」的立場上，既是保存香港這一頭生金蛋的肥鵝，又不願任意開罪任何方面的人(包括虎視耽耽的中共及對本港經濟命脈有舉足輕重力量的英國財團在內。)因此，對輿論和民意，不是無心忽視，便是有意漠視….就在這當時，專上學生聯會的「學聯報」提出了這一個已給討論過不少而又從來沒有結果的問題---「中文應否成為官方語言」---而各方的反應也像凑熱鬧般予以「共鳴」，彷彿這一股浪潮真正已可以堂哉皇哉的把中文扛上官方語言之列。」
1967.12.1 《學苑》又發表署名艾凡(劉迺強)的文章，名為「暴動．民意與中文為官方語言」，裡面就更直接的表達出一種港府應以承認中文為官方語文，來克治親中(共)左派利用香港社會危機的危險。他當時在文章中說：
「就本港的特殊形勢來說，一個自治的政府無疑是最理想的目標，但這個目的究竟能否做到？……無論如何，在最近的將來，我們需要一個真的順從民意的政府。……官民間緊密的默契與合作的重要，在今次的暴亂中表露無遺，我們可以大膽的說一句，香港政府如非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的話，香港早已變成澳門第二了。他們的支持政府，並不單為苟存於亂世，而是深信香港政府終會順從民意，對現狀作適當的調節，不需要藉任何人的「思想」來鬥爭。……在社會動盪，人心不安的此際，政府當局如能立法承認中文為官方語言，將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一方面正面表示政府的誠意，為支持政府的廣大市民加強信心，另一方面，也杜絕左派分子以此作為攻擊政府的藉口。」
署名艾凡的劉迺強，今天是香港知名的親中共人士，任全國政協，但在當年也認為政府該以承認中文為官方語言，以換取民意支持來杜絕(親中共)左派的攻擊，鼓吹官民合作，甚至認同，自治是香港最理想的目標。有趣的是，香港屬於親台(國民黨)的右派輿論，就更積極的以冷戰的戰略考慮來向港府進言。刊登在期刊《人生》第90期(1968.2.16)署名梁宜生的文章就說：
「安定香港的最大力量，是四百萬居民絕大多數與政府的密切合作。……只要四百萬中國人擁護政府，世界輿論就會同情英國在香港的地位，世界民主的力量就有理由和信心來協助香港的繁榮與安定。……觀乎此，我們認為明定中文為官方語言，對政府方面來說，真是有百利而無一弊。因為中英民族不同是事實，中國居民絕大多數不懂英文也是事實。如果中文不受到應有的尊重，官民間始終橫著一種障礙，中英民族的合作，始終有條罅隙，這條罅隙將為陰謀者所利用，而構成未來的隱憂。反之，若明定中文為官方語文，使每一個中國人意識上視自己為香港公民，情感上視香港政府為自己的政府，合四百萬人為一心，這力量可使香港臻於磐石之安。」
作者所說的「世界輿論」、「世界民主的力量」顯然是指稱冷戰年代的「自由世界陣營」。而對作者來說，克服殖民政府與民眾之間的隔膜，改善中英兩民族之間的關係，也未必僅為延續殖民政府的長久統治(就正如上面所引的艾凡，本身是一個中國民族主義者。)相反地，他對爭取中文成為一種官方語文，實是內含一種構想未來香港在後殖民時代應有的願景。他說：
「我們除非認為香港應該永遠施行殖民地政治，中英兩民族永遠要劃清一條鴻溝。如果要講民主，如果要將香港居民不分膚色，不分種族，一律融成為『香港人』，就不能不重視民族的情感問題。不承認中文為官方語言。就表示這政府不是中國居民的政府，在香港的中國人須永遠接受另一種語言的人的統治。這就永遠引不起香港百分之九十八的居民對香港的愛護心與責任感。」
劉迺強和梁宜生都是中國民族主義者，但在五月暴動的環境下，前者雖然激烈反對港獨，卻仍視自治政府是理想，只是難以實現，故只求政府順從民意，後者則將融和種族鴻溝，視作為不分彼此地重新建構一個新的「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基礎，作為香港後殖民的出路。如果我們將這種主張和艾凡的並置，就會觀察出一幅交差錯落的圖像，標誌著把中文列為官定，但對不同的人來說，具有大不相同的文化政治意義。
大專院校的文化傳承與官僚傲慢
在這一遍來自大專學生，也來自社會輿論的爭取呼聲之下，市政局民選議員黃夢花發出了同樣的呼籲，並開始籌謀進一步的爭取行動。而中文大學內，崇基及新亞書院的學生報亦用大量篇幅，刊登他們訪問校內行政及教學人員的訪問專輯，他們都表示一致贊同的意見，並各自提出如何解決相關技術問題，例如翻譯等的意見。
香港中文大學當年是新建的大學，成立於1963年，採書院制，成員書院多是原來由大陸因政治變動而遷港的學人。他們原先創設的私立中文專上書院，承傳香港中文大專教育的傳統，與在1911年就在香港成立的香港大學，有非常不同的淵緣，兩者分庭抗禮。香港大學被廣泛視為一所殖民地大學，既因它以英語授課，成為香港中學系統中英文書院畢業生的上升階梯之頂，也因為它以培訓治理香港的法律、醫學專業人才而佔據著精英地位。港大作為不少政府政務官的搖籃，文化意識和價值亦和香港殖民政府的體制靠近。於是當年中文大學的成立，被不少懷有發展中國文化教育，抱有中國民族主義理想的人，視為香港傳承及發展中國文化的寄望。他們普遍認為，中文大學是在殖民地上發展中國文化的基地。可是，就以新亞的新儒學者為例，他們的民族主義文化理想多是為將來復興中國文化作準備，原來並未有抗衡香港英式殖民文化的戰略。但香港社會矛盾爆發，「中文運動」出現，也使這些院校一度成為當時公共政策辯論和發動社會運動的焦點戰場。不同院校所承載的文化傳統，亦給捲進這場香港的文化運動當中，成為一些矛盾和衝突的根源。
在1967年底，要求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呼聲，不斷在大專院校和報章輿論獲得回響，形成了一股壓力要求政府回應。但是殖民政府的反應可說是火上加油。
在接受《學苑》(1967.12.16)訪問時，華民政務司徐家祥提出了幾點，否定要求中文官方語文的訴求。他認為，規定中文為法定語文，實在沒有針對香港如何才能充份達意的問題。他認為香港文化多元，中國文字也未足以表達意思。香港活用的反是混雜著廣東話和英語，將來也可能發展出中英混合的語言。規定「中文」法定，並不對應香港混亂的語言應用的現實。另外，他也否認有官民隔膜，說只是大家對事情有不同的認識。他甚至說，人民也不一定要全部瞭解政府，而且只懂中文的人也會獲政府官員接見。反而翻譯和公文來往會浪費金錢財力。他也指中國政治思想中是沒有民主的，一般人需要的是民享，而非民治、民有。香港不能有群眾政治(mob rule)。
而針對只懂中文的人在工作機會遇上的不平等問題，徐家祥竟然胡扯謂「如果我們注重中文，我們便會對不懂中文的人不公平」。在回應將中文列為法定語文會有鼓勵中文教育的正面作用時，他的回答竟是教育不應單為找尋工作而設。最後，他甚至認為當下只有不滿現實的知識分子才感到有問題存在，只是他們的一次「智能練習」，他們只會造就小小麻煩(minor nuisance)，因為一般人，如巴士司機及家庭主婦等對此是不會關心的。
徐家祥這個充滿殖民者傲慢的訪問在《學苑》刊登之後，惹來巨大的情緒反彈。除了引來多篇反駁徐家祥觀點的文章在各學生刊物上發表之外，社會上的文化刊物，例如《盤古》及《明報月刊》等也以大篇幅回應，或者轉載學生刊物的內容。例如，《新亞學生報》連隨在12月22 日就刊出對全校多位老師和行政人員的訪問，《明報月刊》也全文轉載。《新亞學生報》在該期社論中，更將矛頭指向學校內部，認為以中文為主的學校內，中國人與中國人開會也用英語，是輕視中文的表現。由此可見，中文運動的批評方向，也不是單指向政府，而是涉及中文大學究竟有沒有推動中文在香港地位的承擔。這篇社論剛好呼應了唐君毅在同期受訪內容的觀點，他更引用以色列為了復興希伯萊文，大學堅持用希伯萊文授課，大量翻譯西方學術著作為希伯萊文的事實，間接批評中大在維持中文地位上之不力。
中文運動第一階段的高潮：崇基集會
當時各方對官方反應的不滿，提供了助力讓「中文運動」正式啟動。1968年1月20至21日，崇基學院舉辦了一次歷史性的研討會，有多間院校近百代表參與。會上雖然官方代表副輔政司黎敦義還是推搪列中文為法定語文的困難，但會上胡鴻烈與黃夢花的慷慨陳辭，引起了強烈的回響。會議通宵達旦，會後並發表聯合公報。除了定出中運的目標為(a)中英文地位完全平等；(b)港府不分軒輊地以中英文作為一切施政媒介；(c)官方書函一切來往、公文、出版物一律中英並用；(d)一切法律典章，中英俱具，法庭上，中英文法律地位完全平等；(e)中英文教育獲得完全平等的發展機會。公報並列明實行步驟：廣泛徵詢意見，催促港府表明態度，組織委員會研究技術性問題，加強訓練翻譯人才，港府在過渡期內盡量翻譯法律書籍，首務為官民來往書信立即中英並用等。
這場在崇基學院點起的中文運動，迅速獲得了政府的關注。2月28日港督戴麟趾在施政報告中，提及將會盡量使中英文獲得平等地位。雖然隨後3月1日，徐家祥在天天日報的專訪中，仍然辯說因為中文方言太多，成為法定語文是不可能的。
1968年之初，上年五月暴動的血腥還未完全過去。在這場風暴中，親中(共)左派的暴力鬥爭，及一度揚言北京會提早收回香港。最後暴動平息，北京亦向英國表明，不會提早收回。殖民政府鎮壓暴動，反而獲得大部分市民的支持。但是，暴動畢竟引發出一股反殖意識。特別在青年人當中，普遍希望殖民統治的弊病會得到正視和改善。但是，究竟這種反殖意識是朝向以改良殖民體制，讓它邁向一個更為向市民負責，體現香港為一個和諧及自有主體性的社會，還是會引發出潛藏的中國民族主義運動，乃是六十年代末香港面臨的一個關卡。
刊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生雙週報(1968.5.10)的一篇沈宣仁的周會(4.25)演講，題為「失落、回歸及開拓---學生的社會意義」，深刻地表達了當時香港面對的處境：
「經過這場風暴，香港人對香港的社會秩序生活得到了較深的了解，在意識上肯定了香港生活的意義，而繫累感和歸屬感從而萌發，至使他們有作為香港中國人(華人)的身份的要，且要求他人對此新的身份加以尊重，並列中文為官方語言的提出正是這種要求的具體表現。
我們不必一定回到大陸或遷居台灣才能做真正的中國人。我們可以今天就在香港「重建、創建、與實建」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承繼與發揚中華文化的價值。…..
華人在香港是沒有政治主權的。香港在目前及最近的將來亦不可能獨立。但在某個限度上的自治是可爭取的。香港終要歸屬中國大陸的，不管那時的政府是甚麼政府，….
六六、六七暴動中所爆發的社會危機，展露了香港身處的深層困境。一方面是對殖民體制和社會現狀的不滿，但一方面也強烈的展露了對親中(共)左派力量的排斥和抗拒。在反殖民的角度出發，民族主義，「中國人」的尊嚴和平等權利問題，已經不可迴避。但是，兩岸分裂，大陸局勢的不安，以致親中(共)左派在五月風暴鬥爭的過猶不及，令香港無所適從，對民族主義也生出抗拒之心。
知識分子試圖透過和暴動不同的和平呼籲的方法，提出改善殖民政策的訴求，但換來的是敷衍多於實質的官式反應和冷待。在往後的一兩年間，「崇基集會」引起的那股動力也無以為繼，中文運動似乎已失去動力。刊在《崇基學生報雙週刊》(1968.10.14)一篇署名蘭夫，題為「友誼書簡」的文章，表白了一種香港人身處於冷戰分裂和殖民困局雙重逼迫下的心境：
整個中國民族的心靈尚沒有新的覺悟，政客們不是賣馬克思的膏葯，便是賣三民主義的膏葯。……其他海外華人又如何呢？就以香港華人為例吧！ 名流紳士資本家這黑三類，注重現實，阿諛港英統治者，醉生夢死。譬如以「列中文為官方語文」運動為例吧，除了新界鄉議局及教師會外，其他街坊會之類的名流，竟然連哼一聲也沒有。可是戴麟趾任期滿了，聯名上請英廷延任者不知凡幾，此極端的對比，真是華人的恥辱。
您知道嗎？在數十名華人市政局議員中，只有三位贊同中文的合法地位，其餘的竟忘記了競選時所許的諾言。至於大學生又如何？ 這，相信您已很清楚，大學只是殖民地統治者培養助手的機構。某大官便是其中的典型，說甚麼中文不夠達意啦，中文列為官方語文會使政府惹來更多麻煩啦，市政局議員伍秉堅竟說如果市政局中英並用，則開會的時間將要延長一倍，真奇怪 ，怕開會的人竟然競選做官，也許您還記得，去年崇基同學熱烈爭取中文列為官方語文之際，某大專學生竟出言侮辱，惡意攻擊，最後還說甚麼： 「xx編輯委員會對中文列為官方語文的運動仍有興趣，我們反對以情緒充塞於其間，我們要在最近的將來對此事仕更詳細的報告」然而差不多一年了，結果怎麼樣？
事實上，中文運動在「崇基集會」後的兩年多時間，處於消沉狀態。殖民政府對知識分子的不滿情緒，和那少數不敢把民意壓力升級為行動的華人領袖，根本無需放在眼內。雖然五月暴動令追求中文法定地位者看到他們的目標對港英維持其具認授性統治的逼切需要，但也正好是五月暴動強化了一種對殖民政府的「不作為」極其有利的「非政治化」氛圍。這種氛圍反映在反對者互相的猜忌、敵視和自我分化。這種分化在冷戰對抗的情況下更為嚴重。
崇基集會的餘波：罵戰．沉寂．鬱結
就在「崇基集會」之後，港大《學苑》於1968年2月1日以編委員名義發表了一篇英文文章，題為The Nationalists in Hong Kong and Hong Kong Students報導崇基集會。文章質疑為甚麼這項意義重大的研討會， 不由學聯主辦。把崇基集會描述為由一班並非左派的民族主義者所把持。他們把「污濊政治」(dirty politics)帶入會場，在會上煽風點火，但他們當中並非全是現職專上學生。文章又批評崇基學生報當時所做的民意調查並不科學，亦明言有人要利用學生組織作為推動政治運動的基地，因為這些組織一直以來都給人負責、謹慎和理性的形象，其觀點也受到政府和公眾所尊重。
這篇文章由於被英文南華早報(SCMP)轉載，引起不少回響，在大專學生之間挑起強烈爭議。有評論要求《學苑》限期解釋，要港大學生會表明立場，及諮詢法律意見。又有評論指責崇基學生會處理不當。
據《學聯報》(1968.1.14)所刊出的答辯，所謂並非現職專上學生者實為前來旁聽的兩名畢業於台灣的有心人。在1968年3月1日由《學苑》編輯四人(科大衛(David Faure)、馮可強、胡國賢、劉迺強)署名發表的文章中，重伸學生的意見被社會所尊重，是因為他們「不受外來者干擾」。文章也說，維持那些「政治上沒有經驗」的學生不受左派分子影響的原則，也應用到右派或無論甚麼派別身上。他們要突出的，就是那三名來自台灣者的非學生身份。
把學生維持在沒受任何政治派別唆擺的政治中立位置，才能維持對公眾的可信度，及他們在殖民政府面前的地位---這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冷戰下的殖民話語遊戲規則。中文運動在這一個階段，其實複製著同一個遊戲規則，這也正是中文運動在當年走進自我抑制，無法提升為強大的社會運動的關鍵。
對於這種在冷戰下開展中文運動的困難，當時負責崇基研討會的黃德銓在被訪時說：「我不能肯定他們是有意打擊中文列為官方語文的運動，雖然他們造成的結果是被人利用打擊了這個運動。」……而「中文列為官方語文的運動」……是「爭取人權，尋求更有意義生存」的運動，絕不容許一些人以「左派」、「右派」等「政治帽子」來加以歪曲。」可是，冷戰對抗並不會因為這種自我標傍的中立立場，而在學生運動中缺席。當年突然以嚴防右派滲透來攻擊中文大學崇基學生的四位《學苑》編輯中，今日我們都知道，其中馮可強成為後來親中(共)「國粹派」的知名領袖，劉迺強則是先以(批評「國粹派」的)「社會派」出現，後來更成為中共政策全力保駕護航的人。
這場出現在中文大學崇基學生與香港大學學生報(即《學苑》)之間的爭吵，一直延綿至1968年中，隨之而來的是超過一年多的沉寂。在這段期間，除了「港大校政改革」，珠海書院的學生示威事件，所針對的也只是校政問題。這些事件雖然孕育了一批開始在政治上活躍的青年大學生，因為相互支援而串連起來，但整個社會仍然處在沉悶和沒有出路的氣氛中。青年人對政府平息五月風暴的支持快速失去，對不思改革的殖民體制的不滿不斷升溫，這種心情可以透過《明報月刊》(1970.8)一篇署名鍾凝雪，題為「論中文成為法定語言」的文章可以窺見：
「一個菲濟鳥的朋友來信說，菲濟島在這一兩個月內就要獨立了。這個英國殘剩下來的殖民地，人口袛有五十萬，與香港只是八與一之比。未經甚麼嚴重的鬥爭運動，就要成為獨立的國家。而香港的青年們，還在那裡喊得唇乾舌燥，要香港殖民地政府將中文立為法定語言。香港政府卻一於不理……一個是堂堂正正的獨立，一個是搖尾兒憐的要求承認自己所講的語文。…….事實上目前香港大概是所有殖民地當中，政制最古老落後的一個。多年以來，任何牽涉到政制改革的呼籲，都毫無效果。仍是維持著最落伍的殖民地政治形式，……無論是公民權問題，立法局增設民選議員問題，市政局擴大職權及增加民選議席問題，以至中文成為官方語言問題，等等呼籲，香港政府都不予理會，我行我素。……菲濟島之將要獨立，與香港之通行語言仍不被承認，兩者相差，簡直似乎是一個是人，而另一個是奴隸似的。」
這種苦悶鬱結的心情，和一兩年前學生領導在學生刊物中理性平衡的論說香港前途選項，一致支持政府，呼籲建立歸屬感的聲音有極大的落差。對當時殖民現狀的不滿情緒也很快地傾瀉於對殖民體制的批判和行動。中文運動的復興，正好承載了這種反叛求變，打破舊的框框和教條的需要。
第二階段：將中文運動發展成社會運動
1970年中，大抵是因為英國政府換屆，令一些人認為重提中文運動訴求，或者會有轉機，又或者是新的思想原素介入，中文運動被舊事重提，並以全新面貌展現，升火啟航。由年中到年底，可算是中文運動的第二階段。在6月至7月期間，就有三個中文運動的相關組織分別成立：
6月14日，黃夢花議員帶頭組成「各界促成中文為法定語文聯合工作委員會」(下稱「聯工委」)。
7月12日，十七個學生文化團體在窩打老道青年會主辦的公開論壇。參與者除活躍的大學生組織(如「時委會」)外，還包括老工人、中學生、文員等。這個會議決定組織一個「爭取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聯會」(下稱「中運聯」)。
7月18香港專上學生聯會成立「中文在香港應有的地位研究委員會」
這三個中文運動的組織，互不相同，也互有分工，但更多地是反映著新的社會運動力量的投入。它們互相競爭，不斷重新排列組合。在三個團體當中，最具行動力的是「中運聯」。成員初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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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崇基書院學生會時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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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聯合書院學生會時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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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學生會時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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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學生會中文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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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社會科學系系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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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學生報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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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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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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曙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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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同學會時事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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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雙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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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社會服務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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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工作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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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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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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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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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華仁院學生報
期後專上學聯及香港大學各團體退出，而專上學聯會長葉熾英更表明反對示威、罷課。另外，天主教學聯和生活雜誌等卻在後來加入。 這些分分合合與其說是因為一些保守的傳統精英學生組織，不太夠膽與其他組織，嘗試新的、較激進的社會運動方法，不如說是關於大學生準建制精英地位的爭持。不過，由於政府的態度強硬與橫蠻，這些組織之間的分歧，很容易又會因為要共同作戰的需要而擱置在一旁。
事實上，大專學生組織在這階段的活動可說百花齊放。中大方面，三成員書院學生會聯函李卓敏校長要求對中文運動表態。10月中，學聯亦向訪港的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次官春里提交有關中文法定備忘錄，他們之前亦致函英國首相、國會議員，港督等以施加壓力。
除了透過信函的施壓，學生亦準備了行動升級，各學生會組成了中文運動的行動委員會，崇基書院學生會更通過決議，準備隨時罷課。而由於運動付諸行動的呼聲愈來愈高，大專學界亦召開聯席會議，通過成立行動委員會，是時學聯、港大等組織，亦重新加入行動的行列。不過，學生群中最重要的是由學聯主辦的兩次針對中學生的論壇，每次都有數百中學生出席。他們組成了中文運動宣傳活動的重要支柱「中學生小組」。
1970年8月19 日，署理輔政司何禮文在立法局把中文運動的要求扭曲為通訊技術，謂不知何謂法定語文，亦說港府並無歧視不懂英語者，企圖抹殺運動在爭取平等上的意義。何禮文更暗示，問題可能是英語教育不足，所以提倡小學多教英語。另外，政府透過在多分報章非正式透露，因為技術問題，不會答允中文運動的訴求。何禮文的表態發出後，學聯及中運聯等組織紛紛立即發聲明抗議和反駁，可見政府今次擺出的不妥協姿態，已不能遏止反對的聲音，因為這階段的中文運動，已決心訴諸群眾的動員，而非溫和被動的表示意見。
運動的高潮．行動初見回應
最能顯示這一波中文運動有一種比前激進的取向的是《70年代雙周刊》。《70年代雙周刊》是由一批具備無政府主義和托洛茨基馬克思主義傾向的青年辦的新型雜誌。內容充滿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學生運動、反戰運動和反文化運動的氣息，致力介紹世界各地激進文化和前衛思想。版面編排大膽創新，內容環繞著新的文化藝術潮流和革命、左翼的思想。刊物亦不把自己局限為文化活動和出版，更加鼓動讀者積極介入投身運動。而在這一階段的中文運動中，《70年代》的動員，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1970年9月1日，《70年代》刊出參加表格，呼籲讀者加入中文運動，有非常熱烈的回應。在同月27日，由《70年代》讀者群中，催生出新的中文運動組織「工學聯盟」，有數千人示意參加。因為人數眾多，需要分區開會。當時「工學聯盟」的主席為林永堅，聯絡人為劉千石。劉千石為香港獨立工運的創始人之一，可見中文運動已進一步激進化，不再停留在學生運動的形態。而這個組織亦包容了中文運動中立場最為激進的一群。繼後，與基督教工業委員會有關的《工人周報》通訊部也從學聯會議中表示支持中文運動的工人名單中，組成「全港各界職工聯盟」。雖然這些組織並沒有在運動過後長期發展，但當時為運動的擴大和動員學生之外的普通市民，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9月這個風起雲湧的時刻，最觸目的活動首先是9月18日在全港各區、碼頭、工厰區派發大量傳單「告香港市民書」，這個活動由「中運聯」發動。當天晚上，政府就宣佈成立委員會研究公事上使用中文。這可算是政府在面對運動的壓力下，第一個積極的回應。可見運動在擴大化之後，已收到初步的成效。
第二項最觸目的活動是9月19日由港大學生會在大會堂辦的公開論壇，有六百人出席，座無虚設。會上辯論激烈，中運聯號召行動，達成十一點行動綱領。但在會議期間，有人批評運動是否要搞港獨，警告參加者會「名留青史」。而一向對運動冷嘲熱諷的陳子鈞律師也有出席，他質問運動是否會導致第三或第四個中國。他這些言論引起群眾相當不滿。而黃夢花議員在演講中，則言辭激烈。他說今日百分之九十八的人，正受少數特權份子以英文作官方語言來支配。這是不平等的表現。他認為，沒有平等就沒有民主，縱有所謂民主亦是假民主。故此推行中文為法定語文是一個人權運動。他更很不客氣地指，現時只有很少很少英國人公然反對中文成為香港官方語文之一，可是極大的阻力來自一群特殊階級的華人，他們編織出很多理由來阻撓這一運動。
黃夢花在這段慨慷的發言中，準確點出了香港勾結共謀式殖民主義的最重要特徵，也就是殖民權力不一定只會劃定華洋種族關係中的不平等，反而殖民權力是深深的本土化，成為本地既得利益者維繫特權的依憑。而這些人往往是去殖民抗爭中最大的阻力。
黃夢花屬於老派的華人領袖，雖然他是民選市政局議員，但一樣被很多後來的激進青年歸入為香港依附殖民建制的「高等華人」，對由他領導的「聯工委」亦抱輕視的態度，認為他們每次政府有所回應他們都例牌支持一番。但無疑地，黃夢花也是連結各界社團向政府施壓的重要人物。為了顯示運動的團結，三大中文運動團體在9月24日宣佈組成聯合陣線，開記者招待會，公佈由留美僑生余永賢作曲的中文運動歌。在聯工委的串連和邀約下，各學生團體聯合籌劃一個全港簽名運動，初期目標為五十萬。後來由於聯工委希望以一切「合法」為原則，所以按法例要求先去注冊，簽名運動受到耽誤。在十二月才全力推出的簽名運動，結果只有三十多萬，然而已經成為史無前例的紀錄。
由於香港社會反應強烈，事件也引起海外僑居的學生關注。芝加哥吳紹鴻、邵善波，透過聯絡謝家駒，代表留美香港僑生為運動籌款及宣傳。海外的動員亦迅速擴散。匹茨堡卻有黃裕鏗在活動，宋恩榮則在明尼蘇達香港同學會中為中文運動作聯絡。加拿大和英國的留學生也不斷傳來聲援。於運動後期，從海外收集了愈兩千個簽名，有二百多位人仕捐款在本港報章刊登廣告。這場首次全球香港華人響應的運動，在黃夢花手攜三十多萬簽名赴聯合國穿梭遊說，串連多個海外地區的活躍分子之後，就悄悄地退居學運和社運的二線。原因是運動所累積的能量已移向更具民族主義色彩的「保釣運動」。
中文運動的行動雖然在70年尾落幕，但香港政府於在1971年成立了「公事上使用中文問題研究委員會」，發表了四份報告書，並最終給予中文與英文同等的法定地位。1974年，政府更正式修改《法定語文條例》，中文獲立為法定語文。1987年起則進一步規定所有法例都必須以中英文制定和頒布。這是中文運動最終獲取的成果。不過，中文運動在香港歷史的意義，絕非法定語文這個目標。
反殖意識的飛躍(一)：人權與平等
中文運動經歷兩個階段，兩者互有區別，也有所繼承。跟第一階段相比，第二階段的突破在於：一是老派殖民地華人領袖們，比較具規模地組織起那些一向作風溫和低調的街坊組織，把這些組織都動員起來，一定程度上這些組織也被政治化了。這些華人領袖們懂得與建制周旋，與上層聯絡，也有與外國機構和團體打交道，陳情請願的能力。二是運動也走出校園，大學生的正規組織(學生會)角色退居次要，而專上學聯的保守取向也開始與運動脫節。他們選擇更靜態的研究角色。這時期，各大專院校學生的活躍分子以例如「時委會」成員的身份加入「中運聯」。這是一個運動性和行動性更強的組織形式，也促使大專生拋棄了過去正規學生組織中，經常抱持著的那種準建制成員的精英學生身份。這些大專生更放膽以推動社會廣泛動員的方式去推動運動。三是新的社會運動集結出現，透過《70年代雙周刊》的引介，世界性的激進社會批判思潮，西方世界的學生運動、反戰運動、新文化運動，衝擊了中文運動的想像。運動不再限於追求殖民政府的內部改良，而是結合新的社會運動動主體，例如中學生和青年工人等。
如果說，第一階段的中文運動，態度還是比較含糊，對殖民政府還多是抱著勸諫、進言態度，而民族主義對一些人來說，還是一種難以接受的激進主義代號的話，那第二階段中文運動對殖民政府及殖民主義的憤怒和批判，都是沒有保留的。例如，1970年10月9日《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生報》發表了署名王俞的一篇文章，題為「中文法定．民權之始」。文章把爭取民權、爭取民族平等作為運動的價值原則，並把矛頭直指殖民政權和背後的殖民主義：
「廓清中文法定的原則和意義，是我們爭取中文為法定語文運動中必須注意的一點，沒有明確肯定的觀念和要求，這個運動絕對鼓不起來的，也不會爭出甚麼結果來。 ….我們鼓起運動的唯一而且獲得全體中國人支持的理由---爭取民權，爭取民族平等，不讓英人低看被他們統治的中國人---這個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運動，應該是開展民族平等運動的第一步。……若立了法使中文的地位和英文的地位相等，就是說英國人君臨的統治地位被扭了下來，和香港佔百分之九十八的華籍居民並立一起，再不能騎在他們頭上了。請想清楚這點： 爭取中文法定是不願意被視為二等人，是向殖民政權(殖民兩字也太過時了 ) 挑戰，我們要在中英互尊互重下共同生活、平等相待。這應該成為政府與鼓吹運動者爭相抗的論據，是我們爭取的口號。」
而1970年10月15日《中大學生報聯刊》所登出的由新儒家學者唐端正所寫的「向反對法定中文者進一言」一文，當中的反殖立場就更加鮮明：
「在這個民族尊嚴普遍覺醒了的時代，長期以來受著殖民統治的香港，今天終於也自覺地起來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了，這雖然已有姍姍來遲之感，但在此時此地，居然還有不識時務的反對者，這實在使人驚異。….在反對者中，這樣狠心的人是存在着的，他們的奴性是被一些現實的權益養大了的，他們自以為他們的權益和殖民政府相一致，以為反對把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民眾運動，就是維護大英帝國的殖民政策，因此奴顏婢膝地，扮演着可恥的醜角。……
你們知否當你們反對中文成為法定語文時，你們是幹着一件怎樣傷天害理的事。….你們是用否定民眾的母語的法定地位，來捆縛他們的思想，扼殺他們的感情，因此你們在不知不覺中已在迫害人權。……
香港的殖民統治是在大英帝國誇耀着帝國無落日的時候建立起來的。但大英帝國昔日的威望與雄風，今天已經不存在了，過去的殖民統治可以憑實力去貫徹，但今天香港的殖民政府還能夠維持它的統治，決不是依靠它的軍警力量，而是香港居民在權衡輕重之下，願意和香港政府合作的結果？眼睛只看見力量的先生們，你們不會看不見這點事實吧。那末你們也該有自己力量的泉源的所在，因而即使為香港殖民政府設想，也該體諒輿情，和居民推誠合作才是，總不致於自毀長城那般愚蠢罷。」
同期《中大學生報聯刊》一位名江籬的作者，也在他「為甚麼中文不能成為法定語文？」一文中說：「妨礙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阻止中文成為法定語文的力量，不是來自居於香港的外籍人仕，而是來自香港的所謂高等華人，來自低級走狗中。」該刊在11月15日的社論中，就直接以「民族的呼喚」為題，坦白地訴諸民族主義，呼喚民族自覺，而同時亦召喚英國的人權與民主觀念：
「我們要求的是將中文法定，以象徵中英兩民族的平等。提出民族平等的口號是義正詞嚴的，並非如某些人所指的衝動和無理取鬧。人怎能沒有尊嚴？一個民族怎能沒有尊嚴？……香港大多數的中國人對祖國文化生疏日久，對香港也沒有發生歸屬感，所以許多年來都像一盤散砂，各人為自已的利益而生活，而前進。這一次法定中文運動，使全港中國人(少數例外可以不計)破天荒地在大家關切的前提下努力，無疑會剌激起民族自覺。這運動維持愈久，則自覺愈大。不論階級自覺好，民族自覺好，都會滋生一股能量。至於這些能量如何釋放？怎樣使用？我們不曉得。只希望英國政府不要忘懷他們遠祖倡導人權民主的光榮，尊重其他民族的權益，由日予中文以法定地位。」
從這些中文運動關於價值和身份措辭的轉變，我們可以觀察到，反殖民意識在五月暴動後的幾年迅速的冒升。反殖民政府的情緒，原來是五月暴動的動力。可是，由於左派推動這場反殖及工人運動的失敗，令短期之內，反殖民主義的主張給污名化了。但在中文運動的推進底下，反殖民的意識得以重新浮現，並在知識分子群中生根，民族主義也乘時復甦。新儒家學者唐端正，在當年的思想光譜是屬於右派。他的反殖批評還是向殖民者進言，希望它不好自毀長城。可是，和爭取具體政策改變的運動連結之下，民族意識和反殖意識，也可以和人權、平等、民主等英國人遠祖留下來的觀念相扣連。這正是反殖民運動的不可預計的力量所在。而且，這也意味著，反殖民運動的確有多於一種可能的發展方向。
反殖意識的飛躍(二)：革命？
如果說唐端正所代表的，是一種不會提倡革命的文化民族主義反殖立場，那麼，中文運動中把反殖原則貫徹到底，與革命想像扣連起來的，則是七十年代香港冒起的非親中共左派。這群青年的激進主義者，都集中在《70年代雙週刊》。中文運動在香港這個特殊地方的反殖意義，沒有比吳仲賢(筆名胡文敏)發表在1970年9月1日一篇題為「中文運動的曙光」的文章表達得更透徹。文章寫道：
「英國殖民地政策，不限於武力的統治，而且還要同化被治者。說得不客氣一點，同化政策便是文化侵略；而歷史證明，在殖民地厲行這種策略，不僅輕易收到順民的奇效，而且更可以削弱被治者的團結，減低被統治者的警惕性，以及打擊反殖民的力量。……理想的殖民政策，是希望其他的被治者，都成為不求思想，不求認識世界，不思社會改革，但求生活安定的順民。」
不過，任何在香港促進反殖意識提升的運動，必然碰上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那就是：
「在殖民地香港，無論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或是要求改革市政局、立法局，要求教育的變革，都是捨本逐末，犯上小處留神，大處逃避的毛病。這種指責未嘗無理。的確，殖民地香港一切不平等現象都是由於建築在武力搶奪，壓抑人權的殖民地主義，所以，最徹底、最理想的辦法便是反殖民地主義，實際進行反殖民地革命。不過，問題不在乎推翻香港政府，而是歸結到中國與香港的關係。
大部分香港中國人不願意接受中共的統治……這個假定並非隨意臆度的……其次台灣政府對香港的前途，又不能發生決定性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香港若要脫離英國勢力，就必須面對更龐大的中共政權；所以緊接反殖民地革命後面，便是面對共產主義……對於反殖民地革命，我們的看法也許是樂觀，但現時對革中共的命來說，大部份卻感到悲觀，感到無能為力，故也從而消沉，凌雲壯志也就烟消雲散。……
不過，香港人在反殖之後好像必然會遇上更大困境的矛盾，吳仲賢是這樣理解的：
「可是，我始終認為人不是為社會而設的，人可以改變未來，可以改變社會。所以雖然我們當前不能如願進行反殖民地革命，我們也可以為反殖民地革命奠立基礎。中文運動的意義，正好是這裡。
為甚麼中文運動是反殖民革命的基礎呢？這是針對抗衡消解英國政府的同化政策而言。在香港，中文地位和同化政策，實在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香港政府抹殺中文的地位，可以做成了下列兩個有利英國統治的現象。第一，漠視中文的地位，使英文的社會地位提高。……第二、政府大力推行英文教育，間接做成扼殺中文教育。」
吳仲賢這個以中文運動為反殖革命奠立基礎的論說，跳出了冷戰對峙中只能選擇「擁共」或是「反共」的二元對立，清理出一個反殖激進運動的左派實踐和想像世界，也挑戰了「恐共必須保殖」的右派思維或「要民族意識必先按(中共)指示繼續默許殖民主義存在」的左派犬儒主義。
親中左派的犬儒主義
事實上，我們在中文運動中可以察覺到親中共的正統左派，對中文運動是極盡冷嘲熱諷的，雖然這些左派在五月暴動的時候，曾經一度把終結英國在香港殖民統治作為他們鬥爭的目標。例如，1970年8月22日，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文匯報》就刊登署名覓之的一篇文章，題為「中文地位問題」。文章對中文運動態度非常負面：
「有些人雖然認 為中文是香港的主要語文，但自己不敢肯定，卻必須等待殖民主義者「批准」了才放心。而且，他們也不是要殖民主義者承認中文是香港的主要語文，只是要求中文成為「官方語文」之一。另一個「官方語文」當然是英文，而「官方語文」中又得分個「頭等」與「二等」，到最後中文還是「次等語文」，只成為「頭等語文」英文的陪襯。……
這算是對中文的尊重嗎？我看不是。 這只是殖民主義者的「民主」櫥窗的一件破爛的展品。……
事實上，有些整天叫得叫得哇啦哇啦，說是中文成為官方語文的，本身也愛講番話，以能說胡兒語為榮。他們只是拿這個要求來討好社會大眾，只是有意式無意地替殖民主義者塗脂抹粉而已。如果真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國人，應該不會支持政府。如果是站在支持政府的立場上來跪着乞求統治者批准中文合法化，那就沒有甚麼道理了。」
親中共左派對中文運動的否定，針對著運動是由甚麼人領導。當然，他們可以在運動之中，看見那些與殖民建制比較接近的華人領袖，與他們在六七年五月暴動期間支持殖民政府的言行，以及他們主張以把中文列為法定語文來修補殖民政府欠缺的認授性的主張。可是，當運動踏入第二階段，運動不再是由溫馴的改良派主導，而是上升為以人權、民族平等為訴求的群眾運動時，親中左派仍然只著眼於運動中某部分出現的「香港認同」主張。能夠充份反映這種親中左派觀點的，是《七十年代》第9期(1970.10)署名丁仕宏的一篇文章。 文章說：
「在大街上看到了「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的海報，卻反倒猶疑了。因為這海報的第一句「向心香港」，看上去似曾相識，不知在甚麼地方見過。
但為甚「向心香港」又扯到中文上面去呢？因為住在這裡的多是中國人，而中文地位不高，則是明顯的殖民地的標誌。因此「向心香港」，但這「香港」又要不大顯出殖民地的顏色，能使一些知識份子在講話，寫文章時受到尊重，雖被統治，卻有面子。
於是「香港」這名字就有點特殊了：既不是「國」，又不是「殖民地」，而是某些人心目中的「王國」。這種論調，與年前「香港節」時被提出的「歸屬感」問題，可謂同出一轍。……因為「向心香港」這個帶本質性的目的，早已和「香港節」時某些大人先生們的暗含的目的吻合了。難怪一些議員，街坊首腦也予以支持。
試問一下街邊小販，下層工人，他們對中文運動是根本不感興趣的。因為職業生活未有保障，許多切身利益問題尚未解決，哪有閑心顧及甚麼中文運動呢？
於是，中文運動的「重任」，只好落在講話半中半英、作文半中半英、辦刊物也半中半英的「有心人」的身上了。」
《七十年代》是由李怡主編的一份以海外知識分子為對象的文化及時事評論雜誌，對推動後來保釣運動後大量港、台和海外知識分子轉向認同紅色中國有莫大的影響。但在保釣運動還未出現的時候，對於中文運動爭取人權和民族平等的訴求是不屑一顧的，因為他們對香港的方針政策，是民族主義高於反殖民主義。[1]他們在這場運動中，既發現舊殖民體制下的「高等華人」，引文中所提的「向心香港」是指1970年9月4日港大學生會在校內的中文運動宣傳，貼出了數千個寫上「向心香港」的標語。親中(共)左派視之為中文運動是由港獨派把持的鐵證。不過，真正使他們憂心忡忡的，其實是對青年學生有莫大影響力的激進行動派，也就是對由一班托派、無政府主義者的青年伙伴們辦的刊物《70年代》感到如芒在背。在這些對中文運動進行攻擊的文章之中，並沒有仔細的論辯反殖民主義，而是訴諸辱罵他們為「不中不西」，「半中半英」。
不過，對中文運動作的最全面的否定的，是1970年11月，刊登在《七十年代》署名吳國偉，題為「中文法定運動的來龍去脈」的文章。這篇文章先用報導的書寫方法，把運動發展過程的爭執用非常負面的角度描述，用「提倡過娼妓合化的某議員」來影射黃夢花，用「拳頭派」來影射「中運聯」，把整個過程都寫成只有污泥濁水。並指參加中文運動的年輕人都是被人迷惑，被人利用，甚至暗示美國勢力插手在香港搞第三勢力。文章最尾是以這種方式來影射中文運動是受外國勢力來擺佈：
「我不禁想起一個故事：山姆叔叔的拿手本領是搞第三勢力。全個吃不到，吃一點也是好的。就以寶島為例，山姆亦看到長此下去不是辦法，於是寶島國的口號便應運而生，只要寶島成了國，到時分要收回可別怪我說你侵略。至於東方之珠，情形雖是不一樣，但是山姆是愈來愈覺得約翰不夠合作。早想排擠約翰的勢力，搞一個東方之珠國。乘著約翰年老體弱而又多病，山姆的攻勢開始了。他們糾集了一大幫人馬，分成激烈及穩重兩派。激烈的說：『我們要反對約翰騎在我們的頭上，東方之珠是我們自已的，我們要改革。』穩重的也說：『約翰，你為甚麼要歧視我們大多數人所說的語言，我們是要爭取人權的。』說得好不漂亮。其實他們是想用這為題目去打擊約翰的傳統勢力，取其位而代之。
面臨巨大的挑戰，約翰也糾集了一幫人，也分成兩個形式出現，一幫是約翰的管家們，他們說： 『不要躁急，你們的語文，在有必要、及有利時我們是要盡量利用的。至於官化嘛，也不是不可以，我們先調查研究。』另一幫則更聰明，他們也擺出了同意『語文官化』的姿態，然後說：『約翰已答允調查了，我們且等待等待，不過大家不要忘記，最重要的，還是要『向心香港』。』
眼裡只有「紙老虎」，卻沒有群眾
關於外國勢力操縱香港的想像和投射，今日的香港人絕不會不熟知。而當年這種「左派」想像，是和對中文運動的犬儒主義緊密地連結起來。為此，《70年代》作出了幾次反駁。1970年9月1日的13期刊出黑騎士對上列文章的點評。1971年1月15日，署名向青的作者又以長文「駁斥中文運動的潑冷水者」回應。向青是這樣回應他們的：
「明眼人自然看得出來，所有這些利用中文運動的企圖，事實上都存在的。抱著純潔目的來參加這運動的學生、工人以及一般市民，如果不注意這些卑鄙的企圖，那是愚不可及……但，是否怕受人利用便不要參加呢？……
那些潑冷水的左派人士，很注重分析中文運動的社會背景，其中也承認『許多積極參加中文運動的年青人，都是具有真正民族感的，……』可惜儘管如此，他們仍舊一口咬定這運動本質上是美國佬對英國佬的鬥爭。他們的眼裡只有『紙老虎』，卻沒有民眾。他們竟忘記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告世界歷史的動力』是『最高指示』。也許因為他們的『天天讀』、『講活學活用』工夫還沒有做到家吧！」
向青的名字，經常出現在香港托派出版的刊物上。但在這篇文章中，他反而以毛澤東的名言向香港親中左派反唇相譏，指他們只會作宏觀的政治分析，卻不懂得走進群眾之道，從人民群眾的具體鬥爭當中，找尋和把握運動的方向。他的批評，著實是擊中五月暴動之後親中共左派的困境和要害。這些左派們，給夾在高漲的自發反殖情緒，與無處著地的民族主義之間。他們不能忠於他們左派要站在群眾鬥爭前頭的信念，吊詭地是因為他們要接受中共對香港大局的戰略佈署。
而一直以來，中共對香港殖民主義的事實，都是服從於「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原則，也就是說，為了中共的戰略利益而容許和香港的殖民體制繼續存在。他們為了保持這種戰略目標，甚至對殖民主義的內部改良都是反對的，他們要的正是容許香港的一切以本來的「殖民體制」方式存在，直至從英國人手上收回。所以，他們在香港，只能促進一種沒有「解殖」或「反殖」內容的民族主義。因此，當受托洛茨基主義、無政府主義或六十年代反叛文化啟發的青年，把「反殖」當真，提出「反資反殖」口號的時候，親中左派是非常抵觸的。這種矛盾的情緒，最能反映在急據變化中的《盤古》雜誌上面。
《盤古》雜誌是香港一群文化人所創辦，在1967創辦的時候，立場是反共和偏右的。五月暴動之後，雜誌也曾發聲明指責左派。但繼後則逐漸左傾，直至1971年中，宣佈全面左轉，認同中共，甚至成為文革極左派四人幫的輿論喉舌。雖然《盤古》雜誌在第二階段中文運動已有介入，成員吳兆華更一度參與了中運聯的秘書工作，但對中文運動的態度是反反覆覆的。
1970年12月一期中刊出署名國青的一篇「照『中運』的鏡子」一文，文中對中文運動把這種忐忑的心情表露無遺：
「雖然有人稱這為「御旨下的革命」，也不失為一個社會教育運動。……儘管香港的中國人處身狗馬經、架步和線孔之間，畢竟還有一絲國族的情連通我們與中國母體的關係……
香港是一個民主自由的社會，亦有部份運動的頭頭惟恐香港化不及，大叫要繁榮安定、合法，且最重要是向心香港，如果向心這個腐朽的老式殖民地政體是這個運動的產物，甚或出現了所謂香港自治的分裂份子的傑作，那這個運動倒不如幾個月前無疾而終來得乾脆，因為至少這種失敗較前述的成功無害得多。……」
不過，文章仍然說，這個運動仍然有民族主義左派可以發揮作用的地方：
中國人的認同教育是一個龐大的社會教育工作，也不是一朝可以達到的……我們應該在這次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中加以展開，更要使它成為這次行動的主要方針之一。……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們可以利用熟習運用的宣傳方法，把中國的訊息帶到群眾去，透過語文學習，中國了解和研究、戲劇、宣傳文字、標示性宣傳品，讓香港更多中國人自覺他們原來是偉大的中華民族的一份子，他們的未來和中國是血脈相連的。
此外，對於那些滿口「向心香港」的『學生領袖』，或那些呼之欲出的「港治」份子，人們要提高警覺。這個神聖的運動，是不容野心份子扭曲的，苦心經營「港治」的人，將會受到歷史的裁判。
作者所講的「認同教育」，和他描述的宣傳方法，正好就是接著下來七十年代香港學生運動中親中共的「國粹派」學生的運動特徵。他們把認同中國的教育作為學生運動的一切，反對實質上介入反對殖民地政府政策的社會運動，更加對托派學運分子主張的「反資反殖」視為敵人的顛覆。他們的冒起，以至一度在七十年代的上半頁，支配了當時的學生運動，完全是靠保釣運動中捲起的一股民族主義情緒，以及七十年代那一股在西方世界也紅遍的「中國熱」，直至「文革」結束，「四人幫」倒台，這個大幻象方行終結。
因此，當《70年代》(no.16)於1970年12月1日的「編者的話」中說：「我們亦應真正了解中文運動的意義---中運是殖民地變革的第一步！中文運動之後，我們還要幹下去的。香港的左派人士和報章，對中文運動冷嘲熱諷，不概是怕我們革了殖民地政府的命後，會繼續努力革毛澤東這個獨裁強權政府的命吧？」
與上述那種呼籲繼續變革殖民地的呼籲相反，《盤古》雜誌在 1971年7月(no.39)發表的署名為劍青的「還未蓋棺的定論」---半年來『中運』的一個報告」中則說：
「中運」的中心精神，明顯地不是在「中文法定」本身，而是香港的醒覺青年反殖民地主義的表現……然而香港的社會運動到甚麼為終極，這是一個使香港青年本身感到惶惑和意見紛紛的問題！就香港本身來看，一個接一個的香港本土社會運動可以逐步地推翻這有新設備的老殖民地，可能促成香港獨立，另一個方向是「向心香港」以改良主義者的工作方法使香港「官民溝通，繁榮安定」。但這是一片面與孤立地看香港的說法，人們不應忘記香港是中國的地方，……自從「乒乓外交」展開後，越來越多人看到這一點，因此在香港回歸中國的過程中，「港獨」或「擁殖」都成為絆腳石，甚至一如台獨被外國勢力所利用，這都是對中國的一種大罪行，是值得運動者警惕。因此香港的社會運動必須是「中國取向」！……讓我們以團結中國人的運動動來迎接這偉大的時刻的來臨。
文章刊出的是《盤古》的第39期，也是雜誌編輯方針明顯改變的那一期，該文也可算是對之前對中文運動態度的一種總結。也就是說，既沒有再極端負面地全盤否定中文運動，也要更鮮明地突出要用中國民族主義來駕馭危險的反殖意識在青年中間的萌芽。而這亦正好解說了往後「國粹派」所要主導的學生運動，所要爭取的最主要目標。簡單來說，就是一切運動都是準備回歸，而非要變革殖民地，更遑論革命。
總結：邁向沒有解殖的回歸
可是，「國粹派」的那種認同中共至上的路線，並沒有真正取消由中文運動所開拓出來的反殖運動空間。除了托派之外，接受天主教解放神學影響甚深的天主教大專聯會刊物《曙暉》，就在1974年2月發表了題為「中運簡介」的回顧文章，內容也是以反殖民主義的群眾運動的角度來評價中文運動的歷史意義：
「中文運動的成功與否，並非單是能否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而是能否使群眾投入這個運動，提高其反殖民主義意識，同時在總結鬥爭經驗時，找出一條殖民地革命的正確路線。……中文運動的爆發，是青年對殖民地社會不滿的一種表現。所以，中文運動的意義，是使他們學會了鬥爭的方法，從而改造社會。若從這個觀點來說，中文能否法定已是次要的問題。最重要的是(往往是一般大專學生所忽略)，如何去徹底消滅殖民地社會的不合理制度，如何去革殖民政府的命。……日後比較覺醒的大專學生在總結失敗的經驗時，都明白到對殖民政府存有幻想是十分錯誤的，而以後觀察社會事物時，一定會從殖民地的問題出發……真正進步的大專學生已不再對改良主義存有任何的幻想，而青年運動進而提升為反殖民主義、教育群眾的運動。」
可是，《曙暉》從中文運動中繼承的反殖民主義運動精神，在八十年代就因為香港前途問題上了中英兩國的議題而橫遭割斷。因為兩國協定了1997年香港會移交主權，完成「回歸」。但回歸下，解殖並沒有完成，回歸更不是反殖運動鬥爭的成果，而是把原來的殖民體制，及管治原則大體上按原狀重新裝嵌在中國的一黨專政體制之上。回歸的歷程在八十年代啟動，但它的準備工作，在七十年代親中左派對學生運動的介入已經起步。以「認中」或「認祖」為首務的國粹派學生運動，重要的不是讓群眾以自己參與的方式去終結這個地方的殖民統治，而是阻止會真正動搖殖民體制的運動發生，因為反殖運動所會釋放出來的主體力量，並不是中共所樂見。
[1]主編李怡也以筆名齊辛為文，把那些被讚譽為「有組織才能和想像力，一切進行得有條有理、保持理智和節制」的參加中文運動的青年，嘲諷為「對努力要維護的舊社會的秩序『十分有益』的『好青年』」(1970.11《七十年代》頁17齊辛「好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