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自本土派興起後，他們很多都在胡說八道，很多人連歷史都搞錯了，例如他們錯把李柱銘和司徒華看成民主回歸的倡議者，但這不是事實。例如羅永生提到的曾澍基，我甚至可以說，曾澍基在八十年代前後根本是兩個人來的，八九民運時曾澍基基本上是消極抵制，某個程度也反映了他的心態，我猜想最後他是一位民族主義者多於一位主張革命、改革的人，這完全是兩回事來的。這亦可以解釋在彭定康時代，根本所有民主回歸派，如果我們視滙點是一個大本營的話，後來也分裂了，有些人加入了民主黨(即支持彭定康)，另外有一些元老選擇退出，包括曾澍基、王卓祺和劉迺強。

 

我在八九年的時候就已經退出了匯點，而且早在八四年我已經公開反對基本法。當年我寫了一篇文章《我們不要基本法》，可是圈內也沒有引起甚麼討論，這篇文刊登在星島日報的《星期日雜誌》(因為吳仲賢當時在星島日報負責這份刊物，每逢星期日出版)，這也是我在《星共日雜誌》的第一篇文章。文章主張全面否定基本法的存在，雖然我是早期民主回歸論重要的倡議者，但我看到這只不過是一個陷阱，根本不應該接受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我已預見到今天已發生的所有事，那是一個金剛罩來的，去到八九年的時候就更加清楚了，所以思想上大家已經分道揚鑣。可惜在八九民運後，原本在七十年代活躍的知識份子和激進份子，他們已經不再有嚴肅的討論和爭辯。當年社會運動和青年運動中，兩個重要和有影響性的思想人物：曾澍基和吳仲賢，他們在思想上有很多創見。羅永生引述曾澍基的文章，就是在曾澍基從辯論過程的總結來的，當年基本上很多事情都可以拿來辯論一番，然後大家嘗試尋找理論和論述去說服對方，因此很多今天討論的議題，其實七十年代的時候就早已討論過了。

 

這裡有一個歷史的傳統，我的認識論是很簡單，就是任何東西都是社會歷史的產物，正如民主回歸論不會在澳門、台灣和海外出現。雖然七十年代包錯石在釣魚台運動時期，寫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就是呼籲推動海外中國人的「回歸運動」，對當代的知識份子帶來很大的沖擊，但都形成不了回歸論。今天包括陳雲寫的文章引起很多爭議，所謂城邦論等，早就已經討論過不少了。你看到四九年後國共分裂，香港要不是左就是右，我們在這個環境下長大的。那個時候意識形態，基本上都是受三大思潮影響的，一個就是右翼，包括當時新儒家、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或整個明報系統、胡菊人等代表，背後是有美國的支持，因為在冷戰時期的美國，都是透過民主、自由的意識形態宣傳去反中共的。

 

第二個是左派的傳統，它的代表性人物是李怡，如果你讀江關生的《中共在香港》，你就知道戰前戰後都有自己本身的系統，是很完整的。第三個是因為六、七十年代，為何會講革命呢？因為當時全世界的氛圍都在講革命，六十年代有中國文革，美國、歐洲的學生運動都在講革命，所以未出現回歸的問題之前，我們都會受到這些思潮所熏陶，因此無論你是甚麼派別也好，都會有革命意識的。另一個重要思潮來自莫昭如，因為他在澳洲參與學生運動後，將這些新左翼的思潮、無政府主義，與吳仲賢結合。在六十年代尾至七十年代初，我們全部都是受這三大潮流所影響，只是在中間互相搖擺。

 

在中文運動、釣魚台運動裡，無論你是甚麼派別都好，都一定是反殖，因為殖民地是一個壓迫政權，然後下一步是問到底會不會反資本主義？因為如果有研讀理論的話，就會知道殖民主義的出現與資本主義有關。無論你是毛派、托派還是無政府主義也好，甚少是不會反資的。如果完全不捲入反殖反資，那些人基本就是建制派來的，現在已經成為社會的權貴，那些人是不會關心世事，他們是真正的建制派。嚴格來說，即使是國粹派，他們都會在意識形態上反資反殖。大家要注意，香港的學運在七十年代的中期就已經步入低潮，最後一個高潮已經是「金禧事件」。所有有關香港的爭論，例如香港問題、香港出路等，都一定要提及中國，所以必然會從中國的社會性質產生辯論，才會有不同的理論的探討，包括托派的墮落工人國家、毛派(國粹派與真正的毛派是兩回事)，真正的毛派在七十年代是相當激進的(例如《揭露》)，一樣是反建制(包括左派)，所以毛派有兩種，毛派不一定是保守。

 

社會派就是剛剛搖擺在中間，曾澍基的出現，正正是在兩大勢力之間掙扎求存，所以變得有自己的探索，那是很深入的探討來的。如果你有讀過《左翼評論》的話，你就知道他們的討論是非常理論性的，到底中國的性質是墮落工人國家、還是官僚雜散主義？如果追溯歷史，是可以追溯至五十年代，當吉拉斯出現新階級的時候，就已經有這些影響，所以一路下來意識形態的探討，其實不只是香港問題，因為很快就牽涉到中國性質的問題，甚至整個世界......所以我們講革命已經不是講香港革命的問題，其實是包括中國革命，甚至是世界革命。我們思考的不只是香港革命，或如何推翻殖民地政權，甚至是改變中國和世界，現在看回頭就覺得很傻，但是當年所有的思潮基本上都是朝這些方向去思考。

 

說回民主回歸，正正是在這種論述下，這是必然出現的產物來的，因為當時大家都面對三大矛盾。我記得在一個生活營裡，當年所謂的領袖，包括司徒華、李柱銘，他們都是後知後覺，他們的理論水平其實是很低的，是反過來我們去影響他們的。我記得我當時有一個發言，指我們正在面對三大矛盾 ：民生、民主、民族，這「三民主義」是有階段論，其實是受到毛澤東的主要矛盾論的影響，覺得先解決民族矛盾，所以一定要支持回歸；第二是民生的問題，就是針對資本主義的問題；第三在回歸後就有民主問題，所以民主回歸論是在這個條件下出現的。

 

八十年代的香港沒有公民社會、主體性和民意調查，如果當年有民意調查的話，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人都會反對民主回歸的。但你看到社會上的意見領袖，無論是哪一個派別，包括左派(例如李怡)，你會看到當時左右派可以一齊合作搞前景社，就是李怡、談錫永 、勞思光等。信報是另一個大本營，林山木在七四年創辦《信報》，後來會變成一個知識重鎮呢？當七九年第一次麥理浩覺得有需要解決香港前途問題，因為八二年開始有按揭的問題，然後得到鄧小平的回答是：「請大家放心。」回港後，麥理浩甚麼都沒有說，但第一個逃走的是簡悅強，因為他知道中國會收回香港，但坦白說我認為鄧小平在七九年也沒有認真想過這個問題。民主回歸論有趣的地方是，自我們提出以後，反過來影響中共想到「一國兩制」這個制度，根本是在回應香港的挑戰，儘管這是一班書生、知識份子自已在探索和辯論過程中，所提出的不太成熟的論述，它主要集中《信報》裡不同知識份子的討論。

 

我八一年在《信報月刊》內工作，如果你想研究多一點當時的爭論，就必須要讀一讀當時的《信報》和《信報月刊》，它真的是將各家各派關於如何解決香港前途問題，甚至有人提議過「眾籌」來購買香港，吳仲賢連列寧的「租借論」都搬過來，所以各種各樣的方案都討論過，而民主回歸論是在這種氛圍下，一種辯論之後的產物來的，不是中共提出後我們去回應，是倒過來香港的知識青年一路已經討論香港性質、中國性質和世界性質的問題。

 

七九年提出民主回歸論時沒有引起廣泛的討論，直到八二年戴卓爾夫人與中共談判，才開始引起回響和引發震盪，否則不會有聯繫匯率的出現，用來安撫市民對中共收回香港的恐慌，在這個條件下，民主回歸論才開始引起注意，要知道它是一個辯論過程的產品，絕不是辯論者們夾定的。八一至八三年我除了在《信報》擔任編輯外，我還替《信報》開了兩個專欄。第一個是「文化新潮」，就是引入了一批年輕人，如邵國華、呂大樂等寫文化的題材；另一個是「論盡太平山」，由我、吳仲賢和周魯逸輪替寫文章，雖然我們的思路並不是統一的，例如周魯逸是毛派、吳仲賢是托派，但我們三個的共通點都是反對「維持現狀論」。

 

據我所知，當時中共有搜集所有反對維持現狀論的文章給領導閱讀，我有理由相信制定「港人治港」、「一國兩制」是回應這些口號，即是先有這些論述，才會令到中共......如果從現在的本土派眼中，這真的可能是罪孽，因為如果沒有這些討論，中共未必想到一國兩制出來的，但如果沒有一國兩制的話，說不定就會立即收回香港。如果看看最近五十年解封的檔案，你會知道到了後來英國也被迫改變策略，例如用治權換主權，然後等到必要時才收回香港。歷史上個人因素是相當重要，如果當時不是鄧小平做領導人的話，可能整個局面也不一樣，那是因為第一代共產黨的民族主義觀念。

 

很多人經常誤會我為一個民族主義者，但我從來都不是。如果我是民族主義者的話，我就不會在大學成為社會派，與國粹派激烈辯論，就是因為我自己不是一位民族主義者，我只是純粹跟隨我理性的抉擇。為何要民主和回歸？是因為我看到力量對比的問題，故然是曾澍基列出那五點理據，而無可否認的是，香港的確是中國的一部份，回歸是理所當然的。為何當時會提出民主呢？其實大家都會同意，包括曾澍基在內，就是中國的確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如果當時只講回歸，香港人都不會接受，亦不是對香港有利的。

 

還有八十年代初「李一哲」大字報「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提法，它對我們的影響也很大的，我們覺得這是思想上的出路。原來社會主義都可以有民主的，亦都因為開放改革而見到一個希望、一個契機，歷史契機論就是如此出現的。因為當時有比較開明的趙紫陽和胡耀邦，他們接受更多外來的思潮，所以覺得可以與中共的交易。現在你可以說我們是太過天真，但如果你看到中共每次都懂得利用任何的機會，包括統戰滙點和學生，因為在整個輿論界別中，整個「民主回歸論」都是非常孤立的，甚至無社會基礎，如果我們當年做民意調查的話，相信有百份之九十九的人都不會贊成民主回歸的，而是贊成各種各類的維持現狀論，如果你真的相信民主和民意的話，當時的民主回歸是違反大多數香港人的意願。

 

回顧八十年代以前的歷史，五、六十年代所謂香港的爭議其實都是一少撮知識份子、小圈子內的玩意，我同意羅永生所說的八十年代以前根本就沒有民主的概念，儘管以前「革新會」都有人提及過，但實際上又是沒有社會基礎。真正出現民主的時候，反而是港英政府刻意製造出來，如果不是八一年政府開始推動「地區行政改革」提倡區議會選舉，再到九一年出現立法會選舉。如果沒有政府的推動，又何來有民主的選舉呢？因此早期左派對這些選舉抱很大的戒心。剛才羅永生提到九六年的左派報章批評民主回歸，即使是左派本身都很混亂，如果從學術的角度來說，「民主回歸論」是一個值得認真研究的題目，希望還原歷史真相，目前太多人不了解民主回歸論的形成過程，有不少誤解。如果再深入去研究，你會發現支持民主回歸論的人，到了八九年已經是一個分水嶺。八九年我們沒有認真的討論，如果認真地思考的話，就已經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不能接受香港回歸中國。至少這是我的想法，因此我在八九年主動脫離匯點，因為我不滿滙點在整個八九民運裡面，他們已經滙集了大部份的社會精英或知識份子，但他們在整個民運內起不了任何角色，而民運真正的領導(包括司徒華和李柱銘)，其實都是維穩派來的。

李柱銘直到八九年都仍然是維持現狀論者，在八九年之後才催生港同盟，八九年之前就只有民促會，是形勢迫到各家各派的民主派要走在一起。至於滙點，後來被傳媒證實他們全部都是民族主義者，或者已經被中共統戰了，包括曾樹基、王卓祺、劉迺強等。因為我看到如果我們要搞民主運動的話，尤其是八十年代未有政黨之前，

 

早在八九年之前，我是主張解散滙點，因為我看到如果我們要搞民主運動的話，就需要搞一個大團結。八十年代還未有政黨出現之前，出現了三大論政團體：第一個是滙點；第二個是太平山學會，即是何俊仁的陣營，如果你追溯何俊仁的思想根源，就是受自由派所影響，即許冠三為代表；第三個是民協。這是三大團體，再加上其他的團體，例如民促會，那時還未有八九民運出現，但我極力主張解散滙點，然後組一個大同盟。可惜每個人都是山頭主義，不願意跟隨，直到出現八九民運後，才迫到他們走在一起，但依然有人是反對的。所以你看到香港的民主運動，一直都是因為山頭主義而導致四分五裂，我們從來都沒有一個統一戰線。

 

民主回歸論對整個民主運動有這有這麼大的影響力嗎？我很成疑。我想說明一個問題是，香港的民主運動到今天仍然沒有甚麼成果，是因為在民主運動出現後，特別是九十代的時候，因為社會長期是沒有討論的，而有影響力的領袖(包括司徒華、李柱銘等)長期都欠缺論述和全面的看法。真正有論述能力的人只有一小部份人，就是七十年代的知識份子，例如過去他們會經常辯論香港往何處去及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這牽涉到香港社會性質和中國性質的問題，這對判斷香港的民主運動發展相當重要。可惜這些真正有論述能力的人只有一小部份人(如七十年代的知識份子)，他們不能在運動取得一個主導的地位，甚至會被主流的民主派領袖所排斥。例如八九民運期間，我們在支聯會成立前已經準備好出版《民主潮》，但因為我們激進的路線與支聯會完全相反，結果支聯會自己再出版一份。我認為「民主回歸論」的影響被過份誇大，第二因為論述嚴重不足，即使一個如此粗糙「民主回歸」的論述，都已經變成了歷史，甚至主導了歷史，其實就是真空的。

 

為何近年本土論的興起，嚴格來說我是沒有認真地讀過城邦論，但我看他的論述，我覺得是垃圾來的，但都可以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都可以如此攻擊民主回歸論，而絕大部份人都可能沒有看過或不了解「民主回歸論」到底是甚麼來的，他們只不過從字面去解讀民主和回歸二字，好像回歸中國就私同於投降，但無法否認的是，無論你是如何去看中國也好，從香港戰前戰後的歷史來看每一個階段香港發生的事，包括今天所陷入的死局，全部都是由中國所決定的。無論我們認不認同自己為中國人，我們不得不承認有其客觀的土壤。

 

我是最早有本土意識，我在七八年已經寫了第一篇文章《灣仔：吾鄉、吾土、吾民》，當時我寫自己的籍貫是香港灣仔。五、六十年代讀書時，每個人都要填寫自己的籍貫，但老實說有多少人真的去過自己的籍貫地點？而且我都會反省為何七二年第一次踏足大陸時感覺到那種「綠草這邊清」。其實香港五十至七十年代那一代的知識份子青年，我們對中國的感情其實是虛假的，是培植出來的，我們通過讀書，無論是讀右派和左派的書籍也好，你都會產生一種感情：「歷史在告訴你，你是中國人，你與近百年的中國歷史是有關係的。」為何六、七十年代每個人都會講五四，而現在哪有人再講五四呢？沒有人會去看五四的文章，現在連六四都開始不提了。

 

我真的感到香港是亞細亞的孤兒，我很悲觀地覺得所謂的「香港人」，將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灰飛煙滅的，是會滅種的，我意思是指真正的香港人，如果你認真去所何謂真正的香港人呢？其實意思已經改變了。我近年經常寫文章批判年輕的本土主義者，我都懷疑他們是否真的有本土情懷，因為他們對殖民統治下，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到底是甚麼模樣的都完全不認識，對香港也沒有甚麼感情，所以最激進的本土主義者，很多都是新移民第二代來的，他們對香港有何認識和感情呢？我真的很懷疑他們是否真的可以代表香港人。數年前左派曾打算建立一個名為「新香港人」的概念和論述，指97年前後，特別是97年後的新移民是香港未來發展的動力，但不足一年就不再提這件事。

 

我最近去重慶旅行，我開始發覺其實香港跟其他中國城市是一樣，在中共的用國家資本來帶動經濟發展的方法，將來是不會有所謂香港人、上海人和北京人，事實上很多居住在北京和上海的都不是北京和上海人，正如住在深圳的大部份都不是深圳人來的，你看整個大灣區的佈局......我很早已經判斷香港的本土主義是一個泡沫，結果不用等人來壓迫，它自己就已經散了，現在網上到底還有幾多人在講本土？全部經已破產。無論你喜歡與否，我們都需要去面對中國的變化，就算是講革命，斷不能只講香港的革命，香港如此細小的一個地方，就算革命成功，也一定會被鎮壓的。就算你不把他們當作同類的人，你都要聯同大陸的人一起革命才能獲得改變。

 

我覺得今天的討論有助年輕的一代回看過去的歷史，一方面毋需誇大民主回歸論的重要性，但同時看到民主回歸為何會出現，甚至到現在仍然影響民主的發展。香港人如果要發揮香港的主體性的話，我們是需要認真的論述和探討。雖然近年不斷提到本土主義，但嚴格來說他們的論述全部都是支離破碎，包括陳雲的講法，都是經不起考驗，甚至比七十年代的論述還要差，這不是說七十年代的論述很厲害，而是至少我們都很認真面對問題。當然，我必須要承認我們那一代，即使包括曾澍基(如果他未逝世的話)，我們近年都不會認真討論這個問題，甚至曾澍基本身已經完全改變了，包括對香港社會的批判、對資本主義的看法，特別是對中國。中國在九二年之後，整個社會性質已經完全改變了，可惜無論社會運動中不同派別的人，都沒有人討論過這個問題；事實上連世介的資本主義都出現了很大的變化，可是現在再沒有人對這些問題感興趣了。即使沒有人對這些問題感興趣，但不代表它們沒有重要性。實際上它們就是在影響我們，如果我們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從微觀的日常生活裡面，就算是多微小的事情也好，都會看到背後整個大的系統，包括香港、中國及全世界的生產模式的運作是有關係的。

 

本文整理自2017.04.22《歷史的原罪？民主回歸論的萌芽、夭折及其不滿》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