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作為一個大學生，我在思考是正義是怎樣的？八二年我做了一個行動，而這個行動可以歸入民主回歸的一個部份，或者獨立來看也可。當時戴卓爾夫人帶著期望前往北京，與中國談判香港的未來；當時曾經有一個提議是「續約」，續的當然是《新界租約》，而《新界租約》背後就是關係到三條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北京條約》和《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是否不平等的呢？我是在一種思想真空的狀況下覺得不妥，所以很臨時地、在不足二十四小時內動員同學到機場進行示威。

 

這次完全是一個失敗的示威，因為我們根本就見不到戴卓爾夫人，她早已在另一個閘口乘車離開了。我們為何會如此的失敗呢？因為基本上沒有同學有示威的經驗，對示威亦非常恐懼，我們預計自己拿起示威標語時就可能立即就被警察拘捕。我們很緊張地將反對口號切割成數個紙板藏起來，打算見到戴卓爾夫人時就一起舉起來示威。我們除了做對這件事外，其他一律都做錯了。例如我們沒有邀請記者前來採訪，自然沒有新聞報導，即使邀請了記者，他們也不一定會過來採訪，因為沒有人覺得這是重要的新聞，我們的示威沒有被拍下任何的照片。

兩日後，《人民日報》將我們的新聞放在內頁，算是顯注的位置，然後《文滙報》將這段消息轉載成新聞，放在第二、三頁的位置；社論亦大幅地討論了兩、三天，頓時間我們好像變成了歷史人物。我要強調的是，我在這些事情發生後才開始思考：「我們反對這三條不平等條約之後，其實是要主張甚麼？」當時我覺得沒有責任要回答這些問題，因為我自己只是一個普通學生。但我開始留意到身邊的朋友都在討論這個問題，特別是學生會、學生報熱切地參與討論。我發現這個示威行動原來是可以帶來影響的，我參加示威時是以學生報編輯的身份去參與示威，但第二年我決定去參選中大學生會。這件事之後我繼續跟進和思考「民主回歸論」，因為我認為自己的判斷是準確，於是與民主回歸開始產生關係。大學畢業後我選擇再進修，當時的我是相當非政治化，不過讀書本身就是很政治的一回事，原因是我們相信回歸後港人治港，因此我們應該要增加自己的資歷，所以出國讀書。八八年我從英國回來，在一間左派機構(三聯書店)工作，很快的就碰上六四，那個時候我已經離開三聯。去到九十年代，我會回想過去的十年，自己到底做了些甚麼呢？基本上六四以後，我對民主回歸已經沒有任何幻想的了，我開始在報紙撰文，會提到民主回歸的地方，基本上都是以一種「我如何面對過去」的心態，或是採用一種嘲諷的角度。

 

但我參選學生會時， 當然要拿出民主回歸這個政綱，事實上當時只有兩條原則：一個就是民主原則，另一個是民族原則。今天看起來這個原則好像不用解釋似的：「民主就是重要，民族就是民族主義。」但過了幾十年後我再去回想的時候，就發現每一點都值得重新思考和反思。首先是何謂「民主」？過去數十年大家都在爭取全面普選，以為普選就是民主，但民主何時開始在香港變得重要？

七十年代留意政治的人，絕少會將民主放在最高的位置，這是跟香港的歷史環境有關。香港歷史環境在戰後是左右兩極對立、冷戰的氛圍，香港的左派和右派都不覺得民主是最重要，因為當時最重要的是討論社會制度的問題。右派當然有自由民主，因為那是冷戰之中的自由民主陣營，但自由是高於民主，特別在香港。右派是極少高舉香港要進行民主改革，因為你碰到香港殖民現實的問題；反共先行，你不會將民主改革放在優先，因為民主必定會碰到殖民體制的問題。左派亦不會強調民主，甚至我們從證據中看到他們是反對香港的楊慕琦計劃，不會推動民主。香港除了正統左派外，還有七十年代冒起的邀進左翼，今天我們可以將他們歸類去非毛派的左翼，包括托派、無政府主義者。在七十年代的思想氛圍裡，沒有人特別要討論民主這件事，所以我覺得民主是在民主回歸提出後，在殖民體制內政制開放之後，才真正開始正視民主，追求實踐民主，這就是民主回歸......無論你如何批評這四個字的組合，但都應該看到民主回歸對推動香港民主運動的起步，有其自身的價值。

 

要留意的是，民主並不是七十年代醞釀出來，不過七十年代造就了一個重要的背景，令我在八二年做大學生的時候，受到七十年代承傳下來的東西所影響，使我當時會覺得民主原則、民族原則都重要。到底何謂民主？由意識形態一向不重視民主，去到接受，甚至覺得民主重要，是因為甚麼原因呢？一，是四人幫倒台後，取而代之是鄧小平上台，但鄧小平上台是否預示一個好好的前景呢？我記得魏京生對我們的影響，所以魏京生對於香港這一代，認為民主重要，其實很多時候這想法都是來自他。第二是東歐，東歐展現了七十年代意識形態上的另一個面貌，不是討論社會主義本身是好還是不好，而是說社會主義內出現了很多問題。八十年代初就是波蘭團結工會的一次很厲害的罷工，我記得中大入學最深刻的學生動員畫面是：陳耀華在新亞宿舍裡掛了一幅很長的支持波蘭的團結工會的橫額，東歐展現了社會主義原來是有問題。我們這些左翼學生在讀書時受到大學內的國粹派的影響，因而認同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的內涵是甚麼呢？其實都不是太清楚。它的問題在哪裡？有沒有可以改變的地方？八零年的氛圍下，我們覺得需要加一些新的元素，那個元素是民主。 突然我們覺得民主是理所當然的；民族是甚麼？那就更複雜了我們今天回顧講民主回歸的時候，往往會被批評為「大中華膠」，大中華的理解是民族主義，因為你們有民族感情。

 

如果我不斷反問自己，記得第一次接受馬嶽訪問的時候，我當時已經開始不斷思索為何回歸是值得支持？除了民族感情外，後面是甚麼？我覺得我是分不清楚、分不開的是：對於中國是一個嘗試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而她走社會主義道路時，我們如何去判斷中國呢？中國和香港的關係會是怎樣的呢？我的思考背後包涵了這些問題，而不是民族這件事就是天然的，但後來當然不是這樣一回事。後來更多的人高舉民族主義，其實這些問題都是比較混亂，看不清楚，或者是忘記了。

 

直到這幾年開始做一些文獻回顧，研究到底當時到底甚麼人提出過怎樣的想法，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討論當年對於推動民主回歸理論一位相當重要的人物───曾澍基。曾澍基不只是一位在七十年代很重要的學運領袖；在八十年代回應中英談判香港前途的時候，他早已在一本小書《五星旗下的資本主義》內提出民主回歸，我記得當時的民主回歸論好多時候都是圍繞推動這個意念的人。當我重讀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就發覺很有趣，尤其是我將七十年代和開始踏入八十年代的曾澍基的文章作比較的時候，我發覺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

 

八十年代，特別是中英談判期間，民主回歸被提出來的時候，到底民主回歸包含了甚麼內涵？我覺得有五點：第一點是「反殖正義論」，這就是我當時去機場示威的原因，就是覺得反對三條不平等條約是不平等，所以不應該承認它的合法性，裡面不一定帶來民主回歸後面擁護一國兩制這些內容，所以它是裡面一部份，但又可以孤立出來的一部份。

 

第二是「民族感情論」，即是身為中國人，為何不支持香港回歸呢？香港本來就是中國領土，這是民主回歸論的第二個部份，

第三個是「不可避免論」，當時很多人反對我們的民主回歸論，我們在大學辯論了很多場，例如王維基很熱衷跟我們辯論，小字報對陣也不少。例如他們會說：「你們將香港賣給共產黨，共產黨是殺人政權，難道你不知道嗎？」那時我們要說服同學：「民主回歸是適當的選擇。」我們當時與港大學生會亦配合做了一些事，我寫信給趙紫陽，而港大就寫信給戴卓爾來造就聲勢。你做這些行動需要獲得同學的支持，而且代表會不會反對，你要做大量說服的功夫。當時我們最重要的理據是：「沒錯你們的憂慮是可以理解，即使你們有很多的憂慮，但一國兩制已經定了，既然一國兩制已經定了，我們能夠有的、唯一的積極回應，就是民主回歸，用民主做補足或作為一個屏障等。」

 

這連繫民主回歸最重要的元素，也是曾澍基最大的貢獻：「歷史契機論」。就是將壞的事情看成好的事情，例如他會質疑香港的制度真的是好嗎？香港是殖民體制，由資本家話事，如果不是這個體制千瘡百孔，又怎會發生六七暴動？社會矛盾非常嚴重，我們如何改革這個殖民體制？如何令香港的社會體制改變？這些問題原來由七十年代，學運內最有理論和有心的人物，一路都在討論這些問題，然後去到八十年代就有一種叫「歷史契機論」的看法。就是利用這個歷史契機變成促進香港民主改革。

 

第五個部份就是如何保證「民主回歸論」是可行？最後中共會否食言等憂慮，今天很多人就挑戰這一點。第五個論點就是「示範單位論」，因為一國兩制是示範給台灣看，台灣統一大業，香港當然重要，但香港就是太易了，英國人是不會抵抗的。台灣就不一樣了，中共要統一台灣是相當不容易，唯一可行的就是一國兩制，所以一國兩制是要推銷給台灣，所以香港不會有問題的，因為要香港實踐得好，讓台灣接受一國兩制，所以香港是一個示範單位。從這個國際地緣政治裡，我們找到一個不是保證的保證，沒有人能夠挑戰。

 

我們覺得這五點齊備後就夠了，於是出來爭取很多同學的支持，我要強調是同學的支持。因為革新會當年做過一個研究調查有多少人支持或不支持民主回歸，其實當時民主回歸，有透過動員或說服，然後令某一些人去支持的，其實來來去去都是在校園內發生，之有校園才會有過半數的同學支持類似的想法；而不似社會絕大部份的人，都是恐懼，或是期望香港保持某個鬆散意義的維持現狀，而不是特別去支持港獨、買島、託管等。因為整個社會氛圍會覺得，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很少，這些事情自己管不到的，亦不會有任何公民意識或很強的主體意識。香港人完全未有一個全民的主體意識覺醒的時候，這件事就已經發生了；少數會覺得整個事情非常複雜，如何才能將各方面，歷史的原因，現實的狀況擺平，而得出的一個回應的方式，回應些甚麼？就是回應一件不容我們決定的事情。這個回應方式叫做民主回歸，它的影響是只於這樣。

 

如果總結民主回歸論第一個階段，當年有發言、寫文支持民主回歸論的人，當然要問自己到底當時的判斷是對還是錯？如果說「歷史正義論」，我認為今天都沒有做錯，三條不平等條約的確是一個帝國主義的產物。「民族感情論」是一個不知如何去討論，但其他的論述，而且牽涉到判斷的話，判斷上當然是錯。「示範單位論」是錯、「歷史契機論」是錯，歷史證明這是錯誤的，香港是完全沒有轉變過。這是我要分享的、屬於我自己親身經歷過，整體來說都是八十年代的事情。但是我覺得現在去講民主回歸的歷史功過，是牽涉及另外往後發展的兩個階段，兩個階段是：回歸中國已成定局、民主運動要起步。的確是有政黨或政治團體很清晰地將民主回歸視為他們最重要的綱領，影響到他們的政網及政治判斷，例如滙點、街工，兩者到今天都不會否認自己推動民主回歸最重要的政治團體。

 

民主回歸是否真的如此重要？某個意義上我跟很多學者辯論過，例如成名指出很多加入民主運動的人，他們都是不贊成民主回歸的，或者是沒有意見的，怎能說民主回歸變成那時的主導？所有這些事情都是有爭論的。其實當時無論是否討論民主回歸，都是一種大局已定，一半無奈，一半去主動適應的狀況下，這在八十年代的後期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為何我會說民主回歸並不是很重要呢？我最後找回一些資料來佐證我的說法。 

如果覺得民主回歸是重要的話，立法會的周年辯論等等的大辯論裡，沒理由不提及民主回歸的。但是除了九二年李華明的一次發言裡面提到：「我們作為匯點，是真的支持民主回歸......」下一個立法會辯論發言裡面有提及到民主回歸的人，就是二○○○年的梁耀忠。到底中間發生了甚麼事？中間已經經歷了回歸，跨越了九七，但期間沒有人在立法會的發言紀錄裡用民主回歸這四隻字。更有趣的是，今天很多人覺得一切罪皆源自民主回歸論，但我找到一份歷史材料，就是來自九六年的大公報的一篇社論。倒數回歸一年，大公報的社論是要《剖析民主回歸的實質》，但整篇文章是用來攻擊李柱銘，因為李柱銘竟然要搞民主回歸的另類活動，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例如他們破壞了(立法會)直通車，搞亂檔攤等等.......這就是左派、官方刊物在九六年已經否定民主回歸。

 

我認為相當有趣和諷刺，如果我八十年代是推動三條不平等條約無效的時候，李柱銘當年在哪裡呢？他當然不是在支持民主回歸，李柱銘當時是沒有任何的表示，因為他是維持現狀派，絕對不是民主回歸派。但九六年的李柱銘就被大公報攻擊，可能他在其他場合(而不是立法會)提過民主回歸，但當年是不贊成民主回歸的人，在九六年李柱銘變為代表就贊成民主回歸了，顯然民主回歸的意義是已經改變了。

如果大公報攻擊他的話，證明了民主回歸對中共來說是眼中釘來的，是有一種反抗意義在裡面，才會如此大篇幅地攻擊他。這是否構成一個抗爭？當然不是，你看到李柱銘對臨立會的反應，令香港人對過渡的階段時期沒有甚麼方向，在臨立會成立、過渡那一晚，他們做一場表演就完結了。那時我記得我在政治意識和心情上，過渡九七後是大犬儒，臨立會發生任何事根本不會理會。當然事後就非常後悔，因為臨立會通過了不少相當有問題的法例和法案，雖然已經事先警告過，每個人都知道有這麼的一回事，只不過沒有人理會而已。

 

往後的民主回歸論是另一個意義來的，變成民主派是否支持彭定康的改革方案的時候，滙點的核心成員就退出，留下來的人就加入港同盟，因此民主回歸論在第三個階段作為香港忠誠反對派的自我宣示：「說明即使我們如何爭取民主也好，也不會反對中國在香港的主權。」這是以自我宣示的方式的意義。

 

我想再討論「中國情意結」的問題，因為這是民族認同裡最複雜的事情之一。在香港所謂中國情意結代表：第一是文化認同，這是唐君毅開始的花果飄零論，右派很早就用這比喻來描述香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等問題。第二就是「鄉情論」，因為你的家鄉都是在中國的，你怎可以否認呢？第三是來自左翼，他們的中國情意結其實是認同中國革命，我認為這一點是非常值得討論的。第四是認為變革的力量是在中國，這是更左的想法。特別是最後兩點，從左翼的角度去看中國。

 

七十年代曾澍基的文章是很全面地討論過中國與香港的關係。他在一次重要的發言當中，我留意到有兩個很重要的論點：一個是「中港復合論」，內容是為了反資反殖，為了將來香港可以成為中國民主化的一部份，中港是復合，要留意的是他不是講回歸，他只是講復合。這個復合是主動的，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大家應該去思考中國與香港應該如何去互動。第二是「雙重任務論」，到底中國會否帶動香港先去反殖民化，還是香港會帶動中國先反官僚化呢？七十年代的曾澍基在當時不敢下判斷的，他只是說有待發展，但前提是香港與中國是不可能分開的，因為主流的說法是中國遲早都收回香港，所以香港做甚麼也沒有用。黎則奮在《左翼評論》有一篇文章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觀點：就要不應將香港回歸視為理所當然，因為它會排除香港發生革命的可能。當然要問香港是否自己能夠完成革命呢？不是的，要考慮中國的因素，所以兩者之間的互動是我們必須思考的事情。

 

曾澍基在他的文章內有一句非常精警的話，到今天仍然值得討論，他說「不是回歸的問題，而是應以哪一種方式復合的問題。」以哪一種方式復合意味著中國在改革民主化的路程上，比起殖民地香港，到底是誰先誰後、誰帶動誰的問題。

 

當時他們看的中國是非常動態，而且內部充滿矛盾，但是亦給了香港一個靜態的殖民地社會，充滿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中國民主化甚至走前過香港，那就不如由中國帶動香港，或者香港走得更快？曾澍基討論中國動態的可能時，當然他就是回應文革是甚麼？今天我們將文革視為完全備受操控的過程，七十年代與曾澍基進行辯論的人，他們看到的中國與我們今天理解的中國是完全不一樣的。雖然文革出了問題，但它能夠動員群眾，例如紅衛兵運動也好，或者紅衛兵運動被出賣後出現的極左紅衛兵等所帶動的，包括如何改革中國，雖然這些東西存在不少負面的成份，但是同樣是有很多不可知的因素在裡面，而在這種不可知的情況下，中國如此龐大、距離我們又這麼近，香港的前途根本離不開中國。

 

八十年代的曾澍基是另外一回事，當他在八十年代講民主回歸的時候，他是指要在香港進行改良資本主義，民族主義雖然不太重要，但民族主義能增強我們參與歷史的動力，他是以這種方式去講民主回歸，而關於中港互動，選擇復合等論述已經放在一邊。

 

當時唯一的異議聲音來自《戰訊》，筆名「小兵」寫的一篇文章，他逐點去反駁曾澍基的論述，小兵認為「過渡論」是錯的，曾澍基的過渡論到底是過渡到哪裡去？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是如何過渡的？小兵批評這個「過渡論」是靜態，沒有革命願景的。改良資本主義並不可以過渡到社會主義裡去，亦沒有群眾的角色，如何去結合運動呢？第四是統治者會在半民主(因為當時曾澍基提出半民主，不要全面民主)的狀態下，資產階級當然會利用委任、壟斷等方法來鞏固自身的權力，到時革命哪裡還有希望呢？這點就擊中要害了，半民主的狀態到底如何可以改變呢？

 

最後一點，改良了的香港，可以改變到中國嗎？如果我們不問中國內裡是不是可能產生自我改良，成為民主社會主義，或者中共會不會產生工農起義，推翻官僚等問題，對這些問題沒有清楚的判斷情況下去講民主回歸可以達成他所說的願景，基本上是不可行的。我覺得今天講民主回歸的終結，差不多講到所有路都行不通了，行不通的結論是甚麼？香港只有革命。的確有人講革命，而我看到歷史又再重複了，返回七十年代，七十年代那一批左翼青年，每一個都在講革命，他們講的革命是有這些考慮在裡面。似乎我們返回七十年代。如果我們認真覺得民主回歸沒有出路，一定要講革命的話，其實七十年代已經有一批人思考過這些問題，所以說香港思想史的重要性就是在這裡。

 

延伸閱讀：《民主回歸論的萌芽與夭折：從曾澍基早年的幾篇文章說起》羅永生

 

本文整理自2017.04.22《歷史的原罪？民主回歸論的萌芽、夭折及其不滿》講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