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 Hong Kong

在香港談起「左派」及「馬克思主義」，不少人仍然會馬上想起中國共產黨，或者是親中共的政團、社團及人物。然而，中國的非官方或非正統馬克思主義思潮在香港的發展，往往遭人忽視。本地思想界、社運及政界中人，可能只會依稀記得，中國托派在1949年前後，特別是1952年中共「肅托」後，逃亡離開中國大陸，流落香港，這些中國托派及其香港的追隨者在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版的《十月評論》，它之所以勉強能該人憶起，全因它算是當時激進青年的讀物之一。此外，便是不少人提起「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革馬盟）以及它與青年激進運動的關係，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在劉山青的著作及吳仲賢的文集裡找到（劉山青，1992；吳仲賢，1997）。

 

但是，在七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文革中後期，好幾位逃亡到香港的紅衛兵，曾經出版過一些文章及文學創作，與香港當時的進步青年有一些互動，這段歷史幾乎煙沒無聞。本文透過介紹虞雪的＜理性的黃昏＞一文，初探一下在1970年代，逃港紅衛兵的反思及其思想價值，以及與香港的關係。

 

逃港紅衛兵

 

據一些七十年代活躍年青人所說，＜理性的黃昏＞曾經有相當的影響力。此文既批判中共特別是毛澤東的馬克主義官方理論，同時，又發展出一種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或左翼觀點，與當時香港的激進青年的左翼思潮有共鳴、對話及交鋒。因此，此文對理解當時的思潮輪廓有相當重要的作用。

 

作者虞雪的真實身份與生平只有零碎記載。她在1966年文革開始時是廣州七中的學生，與如今比較著名的前廣州造反派紅衛兵劉國凱、王希哲等是同代人，皆是文革初年的紅衛兵。1966年，毛澤東及中央文革小組發起文化大革命，並鼓動年青人造反，全國出現了紅衛兵運動，不單延續過去的政治運動議程，批鬥階級敵人，還在「破四舊，立四新」的口號中，衝擊黨政機關，發展成派系複雜的鬥爭以至奪權運動，由1966年至1968年間達成頂峰。黨中央在1968-69年之後，要重建秩序，成立革委會，解散全國紅衛兵組織，發動上山下鄉運動，把活躍在城市中的紅衛兵動員到廣大的農村及山區。部份曾持續衝擊黨政機關與奪權，甚至提出激進口號以至自我組織，脫離黨中央指揮的紅衛兵，受到不同程度的鎮壓。這些人當中少數遭處決，大部份被反覆囚禁，例如著名的湖南「省無聯」楊曦光（楊小凱）（汪岷，2012；《開放》雜誌本刊記者，2011）。

 

在紅衛兵運動過後，部份身處廣東地區的紅衛兵，由於地理上接近香港，相對容易偷渡出境，而虞雪就是在1973年逃到香港的。差不多時候逃港的有林志毅、余源宇、蔡志誠、蔡可風、吳甿等等。其中吳甿曾在1974年編了《敢有歌吟動地哀－－文化大革命後中國青年詩文選》，收錄了多位文革時期年青人的詩及小說創作，當中便有虞雪的作品。這些前紅衛兵後來在1977年創辦過《北斗》月刊，可惜到了1978年初便停刊。這裡值得補充一句，他們並不代表整體中國紅衛兵，因為，正如現在研究文革的學者一致公認，「紅衛兵」並不是一個社會性質及政治觀點統一的群體，相反，他們內裡的衝突與矛盾十分激烈（比黨內派系分裂得更嚴重）。籠統來說，虞雪等人只算是大致代表了造反派紅衛兵，甚至是當中被稱為「極左派」的活躍份子，特別是廣東地區的。

 

根據現有看到的文章及文獻，虞雪是他們當中對理論及思想興趣較大的一位，而吳甿在1974年一個訪談中亦承認，虞雪及她的文章代表了他們這群逃港紅衛兵的思想及立場（學院編委，1975：頁10）。從她的行文以及別人的零星記述回憶，他們逃到香港後，便馬上開始接觸當時的香港知識青年，而這些知識青年當時受到毛澤東思想、托洛茨基主義、其他非正統馬克思義及無政府主義影響。也許因為這個緣故，虞雪寫成的＜理性的黃昏＞是在香港大學的《學苑》率先發表的（當時的《學苑》編輯便有著名的社會派人物黎則奮），後來到了1978年，再由無政府主義者莫昭如創辦的「1984書店」重新編在《革命的成長》一書中，其英文版”The Dusk of Rationality”翌年亦在《中國：革命已死，革命萬歲》（China: The Revolution is Dead - Long Live the Revolution, edited by Kan San. Montreal: Black Rose Books），出版社為一個加拿大無政府主義的團體。莫昭如在《革命的成長》一書中，把虞雪界定為「無政府／自由共產思想」者（Anarchist/ Libertarian Communist），以及「反官僚的中國知識青年」。

 

人文社會主義

 

從虞雪的文章開首兩節，便可以看到她這篇文章的企圖，並不單純是指控中共的專制，批判官方理論，也不單是要重申文革時期造反派紅衛兵的非正統理論。她的理論意圖比這更為廣闊，她要把同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親身的實踐以及經歷，放在世界革命大潮流以及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中去考察。

 

首先，她在文首便把造反派紅衛兵的一個著名例子－－湖南「省無聯」，與法國1968年學生革命類比起來，視它們為新生的社會主義潮流，而中共、蘇聯以及西方資本主義則是合流，打壓社會主義的統治集團。她回到年青馬克思的人文主義，強調生命的力量，這大概受到當時香港開始流行的法蘭克福學派，特別是弗洛姆（Eric Fromm），她在文章中的確有引述到。她重新突出人的解放，以及批判超越舊有左右派的新支配關係的需要。

 

首先，她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以思辯邏輯的必然性主導，正是「專制圖式社會的哲學根據」，因而衍生出來的理論與實踐，是否定生命本能與個人價值。例如，根據階級鬥爭學說，描繪及解釋無產階級與作為統治者的資產階級的鬥爭。但是，這套學說並不單只是反映與解釋現實，同時成為一套統治集團的理論，改造現實，無產階級革命政權像過去任何統治集團，凌駕全社會進行統治。她回到「社會主義革命為人的解放」的命題，重新考察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理想與實踐之間的鴻溝。例如，虞雪指出，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及恩格斯雖然倡導革命，但亦只提出國家資本及國家統治的措施，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具體內容，例如國有化及累進稅。而到了巴黎公社起義後，馬克思才提出三項原則：

• 鏟除國家官僚，實行人民選舉。

• 撤銷常備軍，人民武裝

• 實現人民管理

 

然而，巴黎公社被鎮壓，馬克思的巴黎公社原則也無從實現。然而，經過列寧以至斯太林與毛澤東的改造後，馬克思的人文本主義，以及巴黎公社式激進想像已蕩然無存，變成以「無產階級專政」之名的黨專政，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分歧更大。虞雪重視巴黎公社的想象，並把它與官僚化的黨政專制對立，大概源自毛澤東思想及文革理論，特別是1966年《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所謂＜文革十六條＞）中 ，反對黨政領導包辦革命，實現巴黎公社的構想，這份文件亦成為全國性紅衛兵運動的開端之一。虞雪的理論起點及前提，明顯有著文革時期毛澤東及紅衛兵運動的色彩。換言之，虞雪等人是把毛澤東思想的理想及革命元素推至極端，最後成為反對現實政治中的毛澤東的力量。

 

國家極權資本主義：批判托派觀點

 

虞雪這群前紅衛兵在香港出現，多少確證了流落海外的中國托派對中國的分析。例如，中國托派在香港及澳門的代表人物雙山（王凡西），在1966年文革剛發生不久，便期望參與造反的年青人把毛澤東的假造反變成真造反，把矛盾不只對準中共黨政官僚，還該對準毛澤東的教主化及毛澤東思想的國教化（雙山，1966）。虞雪等人的實踐及理論可以說是實現了雙山的期望，但她們的理論卻與托派不同，甚至是針鋒相對。

 

她在文章的第三節，進入有關蘇聯及中國的國家政治及社會性質的論辯。虞雪要論證，蘇聯與中國這些號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其國家及社會性質還是資本主義，只是它們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一種，可以稱為「國家極權資本主義」。因為，它們用黨國力量及體制剝奪了個別資本家的財產權，卻固定化了各種資本主義的勞動關係，包括分工、工資制、利潤率等等。她特別提到，不單是蘇聯與中共，還包括托洛茨基，皆混淆了經濟國有化與社會主義經濟，以及統制經濟與計劃經濟的分別，誤把前者視為社會主義性質。

 

觀乎毛澤東死後的中共，以及中國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發展，虞雪在1970年代寫的文章具有相當的預視能力，而且，她相當徹底地指出早自毛澤東年代，中共統治已是國家極權資本主義。1970年代，在香港的左翼青年中，既有從中國大陸流落到香港的中國托派，也有受到歐洲第四國際及其他馬克思主義思潮影響。而托派的觀點大致認為，蘇聯在斯太林的統治下雖然是「墮落」了，革命被官僚階級出賣了，但其性質還是「工人國家」，而毛澤東統治的中國在托派眼中則是「變態工人國家」。同時，不管是俄國革命還是中國革命，仍是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即屬「工人國家」。然而，虞雪並不同意托派觀點，她由始至終視蘇聯（不管是列寧、托洛茨基還是斯太林）及中共只是資本主義國家的一個變型，蘇共與中共只是統治集團。她總結性地指出：

 

「實現土地國有和城市生產資料國有，只是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關於這點，革命前夕的列寧也承認過。真至如今，蘇聯一類國家的生產方式並沒有超越這個界限。並且，國家極權資本已經被固定為國家經濟結構。無疑，布爾什維克黨領導的「十月革命」沒有超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界限。（更不用說中國1949年的革命了。）」（虞雪，1978：頁32）

 

虞雪在1974年很明顯的對話對象，就是托派。她要否定的，是始自列寧以來的先鋒黨理論－－視一少撮革命者集團領導、教育及代表革命群眾及革命意識。因此，她對托派毫不客氣，她甚至批判著名的「不斷革命論」，認為它雖然有一定道理，但卻誤解了俄國及蘇聯的經濟性質及政治統治性質，因此，成為替「統治黨欺騙了無產階級」。

 

「「被背叛的革命」（筆者註：托洛茨基的著作）有一個牽強的邏輯－－因為工人革命的果實；生產資料國有化，仍舊為蘇聯國家所保持。因此，蘇聯仍舊是一個工人國家。我們懂得，封建貴族利用奴隸起義建立的封建經濟，即便從廣義來說，可稱為如隸起義的果實。但是，我們決不會因此認為封建地主國家就是奴隸的國家。同理，生產資料國有化是一個政黨利用人民革命的力量實現。但是，這個果實代表新興統治集團的利益，它是統治黨出賣工人利益而取得的果實。人們很難接受托派的不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人國家的概念，這是自然的。」（頁33）

 

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

 

虞雪否定托派對十月革命、蘇共及中共的細緻看法，進而批判托派用「官僚階層」一詞來掩飾統治集團（蘇共）的作用及其反動性質。因此，她以及她的同志，乘著毛澤東的文革理論，既反抗現實中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共，也走出了列寧第三國際的理論框架，發展出一種左翼民粹色彩濃厚、非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而且，虞雪運用了香港這個相對自由的空間，不需要像楊曦光在1968年＜中國向何處去？＞中那樣「打著紅旗反紅旗」，仍然高舉「毛澤東主義」反中共，而可以把她們的理論分析及立場更清晰地展現出來。

 

對這些剛從文革中逃出來的人來說，最重要的是戳破毛澤東的「宗教」，因此，他們代表了一種啟蒙及覺醒運動。而虞雪把這種宗教的威力並不單純視作統治集團的強制或灌輸，而指向「群眾個人無能導致的依賴感」「給我們理想吧！給我們目標吧！給我們現實的道路吧！－－人們太懦弱了，他們渴望依賴和崇拜，需要一個削造過的”理想”支撐脆弱的心，或是需要握住權力來平衡自己的無能感。他們們寧願犧牲，而不相信自己能夠承擔自身。這樣，人長久地成為奴隸。人類的偉大自覺時機要到來的，我們不能縱容自己的無能，我們不能縱容人的無能。我們在不停頓的戰鬥中，不是深求權力統治，而是趨近一個唯一的理想，這就是－－人類的平等與生命的自覺！」（頁36）

 

最後一點值得一書的是，虞雪對解放後中國的分析與批判，亦影響著香港。正如吳甿指出，他們這些逃港紅衛兵十分在意自己與當時在香港的「反共」陣營劃清界線，不管是與國民黨有關還是美國有關的，他們的出現標誌著香港漸漸脫離冷戰二元對立。在論述上他們也把自己視為「人民社會主義」的一員，與香港當時及日後的托派既有類同，亦有分別。虞雪把中國革命在1949年後，分成毛澤東的主觀「社會主義改造運動」，以及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前者是建國以來歷次的政治運動，推動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宗教」，它以文革為最顛峰，並在大亂之中最終破產：即所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人，無論是保皇還是造反，都遭到鎮壓，因而對這套宗教的幻想徹底破滅。至於人民的社會主義革命，則以1957年雙百方針及整風運動，一直延至文革的造反派紅衛兵運動，進行反官僚的鬥爭。

 

這套歷史敘事框架，塑造了香港左翼批判及反對中共的傳統，與香港托派的論述互相和應，其作用在日後廣義的左翼青年的論述亦能看得到。例如，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香港大學生及年青人支援「北京之春」及民刊運動，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於1982年編了《民主中華：中國大陸民間民主運動被捕者文集》，書中收錄的文章始自大鳴大放及反右時期的異見者文章（如譚天榮及林希翎等），一直到文革時期，以及「北京之春」期間，並把他們歸為「中國大陸民間民主運動」。這套「民主中國」的敘述及論述，經過1989年六四事件，成為香港民主派的組成部份。

 

虞雪的論述最缺乏的是革命策略或戰略，她的革命觀否定任何中央化政治組織，一切她貶之為的權力集團。她的論述有一種毛澤東式的民粹主義味道，把群眾路線推至最徹底。然而，她把革命群眾或力量抽象為「生命」或「生命力」，一種追求平等與自覺的力量，這種高度抽象及哲學化的論述，缺乏在地的革命策略及戰略分析，也許正是令他們這個曇花一現的小群體無法在香港生根發芽的原因之一，也令他們無法產生更具體的政治影響力。不過，他們的思想價值及作用，卻不應遭到忽視，對理解馬克思主義在香港的傳播與發展，更是重要。

 

參考資料

 

本刊記者，2011，＜紅衛兵逃港與《北斗》雜誌＞，《開放雜誌》2月號。http://www.open.com.hk/old_version/1102p46.html

劉山青，1992，《無悔的征程》，香港：明報出版社。

雙山，1966，＜與友人書＞（該文後來收錄在1974年出版的文集《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wangfanxi/mia-chinese-wong-1966.htm

汪岷，2012，＜回憶王炳章和早期《中國之春》＞，《世界民意網》。

http://www.wpoforum.com/viewtopic.php?fid=1&tid=52629

吳仲賢，1997，《大志未竟 : 吳仲賢文集》，香港：吳葉麗容。

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編，1982，《民主中華：中國大陸民間民主運動被捕者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

學苑編委，1975，＜訪問紅衛兵吳甿＞，《學苑》，第15期（74/75），頁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