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 Hong Kong

受訪者簡介：

詹德隆，1967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學生會於六七暴動期間發表《我們要求安定》的聲明，要求社會保持安定，讉責擾亂社會安寧的行動。詹透過文學、電影及雜誌接觸不少自由主義的思維，相信自由的風氣是社會進步的條件。詹德隆是「公民實踐培育基金」創辦人及主席，積極宣揚及推廣公民實踐，深化公民教育及培養年輕人的獨立思考及領導才能等工作。

 

詹：六十年代的香港社會，距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退守台灣，只有短短十一年的時間；當時共產黨與國民黨壁壘分明，五十年代時，他們還每天在金門及馬祖兩地互相發炮，蔣介石仍然堅持「反攻大陸」......大量的移民分別湧到香港、台灣，亦有些人在香港居住數年後就移民到世界各地。

 

五十、六十年代的中國發生一連串驚人的事情：土地改革（針對地主、富農）、三反五反（針對資本家）、打擊黑五類、大鳴大放、反右（連朱鎔基當時都被鬥倒）；五十年代末更有大躍進，根據歷史記載，在大躍進期間中國死了三千幾萬人；數年後，內地就出現文化大革命了。

我記得，1962年那些湧來香港的人，猶如今天歐洲發生的難民潮一樣，排山倒海的走出來，逃避飢荒。

 

在那個年代，在大學裡不會有公開露面的左派。如果左派人士在大學公開地活動的話，我相信會被人口誅筆伐，所以左派學生只能做地下工作，不會公開地成立學會或組織，但某些學會說不定是左派學生陣地。左派的組織都是有一個活動模式，就是喜歡跟你談心，他們會選擇一些行山、露營等活動，嘗試尋找機會跟你聊天，向你灌輸一些思想。

劉：如何描述同學一般對政治的態度？大學生會否避免談及政治？

 

詹：六十年代的學生不熱衷政治，希望維持現狀，比較支持建制，希望安居樂業。有時候不能避而不談（政治），例如大躍進的時候，山邊不斷有難民湧過來，沒有可能視而不見，但對政治的了解不是很深刻。

 

1963年以前，香港只有一間大學，其餘的都稱為書院(Tertiary Institutions)，例如崇基和新亞。英文詞彙“University” 這個字是包含了特別的意思，它跟大、中、小沒有必然關係，跟規模也沒有必然關係。世界上能夠稱得上為大學的，它所傳授的知識是可以universally applied的，意思是放諸四海皆準，追求的是普世的價值，所以大學不會教具有「中國特色」的科學。“Universal”／“Universality” 這個概念，是需要兼收並容，並不能只收中國學生，不能只聘任華裔學者；大學的學生群和教師群都有某種程度的國際性，大學聘請老師時，情況猶如樂團考樂師一樣，他們不理會你的膚色、年紀、信仰，只要聽你的演奏，然後選擇演奏表現最好的人。另外，大學一定要有自由，學術自由是很重要的，這是大學應有的素質。如果很多東西都不能看、不能讀和不能研究，就不是大學了，最多只是工專。

 

如沒有記錯的話，1965年至1966年，學士學位課程入學率只有2％的學生（以十七至二十歲適齡人口來計）能夠入讀大學，即每一百人當中，只有兩個人可以入讀大學。1985至1986年大學入學率是4％；但到2013年，本港的大學入學率，以資助學士課程入學率計算，已升至約18%，還未計出國留學的學生在內，所以今天能夠入讀大學的機會相當多。

 

對比六十年代，(例如：1965年)學生要考入大學是相當艱難，所以入到大學就會有一種「我找到了」，不用再擔心的感覺，因為大學畢業後很容易找到相當好的工作。那個年代，在港大取得學位後可以說是出人頭地，我記得當年畢業生出來工作的薪酬大概是千多元，如果入政府做EO就每個月有一千五百元左右，那時一千五百元是非常高的薪酬，基本上他們沒有甚麼不滿。加上不少同學的父母才剛剛從政治動盪的中國離開，所以當年的同學不會特別熱衷社會運動，國家觀念又不是太強；大部份人不願意談論政治，就算願意講都是相當負面的，所以政治和社會不是一般同學所關心的事情。

劉：為何當年會選擇上學生會？學生會在大學是扮演甚麼角色？

 

詹：當年上學生會不是為了搞學生運動，而是籌備校內的文娛活動（例如搞跳舞、文藝晚會）、與學校接觸和溝通，及代表香港大學跟其院校交流或參加比賽；後來學生會有「時事委員會」，專責社會和時事的議題；還有籌備領袖營，想為學生會找接班人，要令他們知道加入學生會會有甚麼工作。
 

當年的大學是不會事事都諮詢學生的，例如關於課程設計、教甚麼科目、應如何教等，這些是教授的專業範疇，諮詢學生的作用不大；但如果學校想興建一個新的混合校舍，到底男女廁所的比例要多少？學生喜歡甚麼類型的活動？這些事就需要諮詢學生了。假如大學舉辦了一些活動是學生不喜歡的，學生一定不會參加，哪為何要搞呢？有很多事情是需要諮詢學生的，而諮詢的過程需要有代表性的組織，所以學生會在這方面就可以扮演它的作用。

 

大學生的獨立思考與獨立行動是相當重要，如果學生來到大學後仍然過著中學生般的生活，這不會是一間好的大學。到了大學的層面，就不會由校方或教師主導，而是由學生自己籌備學生活動、負責自己的財政。大學生已經是成年人，不應再依賴老師、父母，他們應該能夠獨立去舉辦活動；上一代的人不了解年輕人喜歡甚麼類型的活動，所以由學生搞活動最符合學生的興趣，但攪活動最後亦都需要有組織，所以當年學生會成立背後是有這些原因。

劉：除了學生會外，你還有參加其他學生組織嗎？

詹：有參加學聯，當時學聯的會址仍在港大。學聯代表了中學以後、專上學術機構裡的學生，所以它的成員不只是來自港大，還有崇基、新亞、聯合、理工、羅富國師範、栢立基師範、葛量洪師範的代表。學聯的主要工作是協調校際活動和比賽，例如籃球、足球、陸運會、水運會、戲劇比賽......

 

劉：當時跟哪些人比較熟？

 

詹：黃宏發、科大衛、吳靄儀、陸鴻基等。

劉：「六七暴動」是不是港大學生會首次回應的社會、政治議題？

詹：不是的，在六七暴動之前，港大學生會是有回應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的問題，因為那是整個社會都關心的議題，既然有這個事情出現，學生會就會發表聲明。當時學生會轄下有時事委員會（Current Affairs Committee)，時委會開會後就決定發出聲明，所以1966年已經開始有這些操作，六七暴動不是先例，只是剛好我們任內是六七暴動那一年而已。

劉：同學之間會談論甚麼話題呢?

詹：甚麼都會討論，當然大部份都是圍繞學生會舉辦的活動、香港的情況、爭取多點宿位及與大學的溝通等，這就是學生會應該做的事情；也會談電影、文學作品，那個年代沒有太多機會去旅行，頂多都是去澳門和台灣阿里山而已，不像現在一到假期就可以四處旅遊，當時沒有這種情況，所以如果我們的活動主要是在香港，同學們會經常見面。

 

第二，我們那個年代沒有手機，我們不會整天望著手提電話，好像不望著手機就過不到日子似的，現代人太過依賴從手機而來的資訊。六十年代不是這樣的，所以人與人之間、面對面的溝通相當重要，很多人家中連電話也沒有。在宿舍的時候，打電話是需要排隊，有時要輪候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的。
 

劉：港大有沒有不同的思潮及派別？當時有甚麼人？用甚麼筆名？

 

詹：有的，例如《學苑》搞「中文運動」，《學苑》內所寫或刊登的文章，有時會跟學生會的立場和意見是不一樣的，但是自由主義的人會覺得沒有所謂，隨他們寫。

劉：通常你們採用甚麼角度去論政？

詹：當談及社會問題、政治問題的時候，會很緊張幾樣事情：

1）真與假

2）對與錯

３）後果

劉：學生會會否關注國際的事件？

詹：一九六八年，科大衛和其他同學們曾為蘇聯入侵捷克發表聲明，不是太多，但亦有關注。

劉：六十年代不會有批判殖民政府的思潮嗎？例如批評殖民政府管治下貧窮，經濟、民生的問題？

詹：不能否認有些人可能對社會有所不滿，但通常對社會不滿的，可能是思想很前進、想搞革命那一班。對大部份的大學生來說，他們沒有特別不滿；例如在港大，讀醫科的畢業生會做醫生，讀工程的就做工程師，讀建築的就會做建築師，這些職業相當矜貴、出人頭地；唯一不是從事專業行業的人，通常都是讀科學或是文學院的人。文學院的畢業生通常都是成為政府的 EO (Executive Officer)，不是EO都會是Assistant Education Officer 、ALO(Assistant Labour Officer) 或 ATO (Assistant Trade Officer)，全都是做公務員，就算不做公務員，大多都去洋行打工（太古、怡和等），找工作沒有困難，而且一個月賺一千多元收入是相當可觀的。

劉：會否有理想主義的同學，畢業後透過加入政府，想改善香港？

詹：一定是有的，想改善社會的同學，包括我自己，都是想香港變好的，但不是透過動刀動槍、搞革命、放炸彈。雖然方向一樣，但方法完全不同，一個是Evolution，另一個是Revolution。Revolution是革命，Evolution是慢慢地推動改革。今天的中國都是想改革，不是想搞革命。

 

劉：可否描述一下大學校園外，例如中學生的社會意識，文化政治思想、狀況和活動。

 

詹：當年中學生沒有太多社會意識，多數都是跟隨自己的家長和老師，老師對學生的影響力很大，所以「學友社」的活動可以從中學開始教化，是有影響的。

 

劉：有沒有老師對你的影響很大?

 

 詹：有，但他們都跟政治無關。例如小學時有一位老師教了我英語拼音，我到現在仍然很感謝他，因為我學習英文速度較快，與我掌握英語拼音有關。到了小學五、六年班，又有另外兩位老師教我文法，打好了以後學習英文的基礎。再例如讀中學時，有一位老師找我做很多代表學生發言的角色，在畢業禮找我代表同學致謝辭，是我第一次公開演講。後來去聖保羅男校，有幾位老師對我很好，他們最好的地方是要求我差不多隔兩個星期就要交一篇文章，起碼四五頁紙，你當然要很用心的去寫，但是老師寫回來給我的評語都佔了一、兩頁紙，這反映他們很用心去讀你的文章，所以令我有寫作的習慣。
 

還有我在英國認識了劉殿爵教授，他是一位學貫古今和中西的學者，知識之淵博和對文字的精研，可說獨一無二。他並不是我正式的老師，但我從與他的聊天中獲益良多，時有啟發，很多人在學術或事業方面有少許成就，或是做人比較成功，背後總是有人在他啟蒙的時候扶了他一把，如果過去六十年，沒有那些老師就不會有今天的我。很感謝，所以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劉：你會認同自己是自由主義者嗎？你如何接觸自由主義的思潮？

 

詹：我認為是的，我覺得自己相當liberal。我透過文學、雜誌及電影接觸自由主義的思維，我看過的電影很多都有自由主義的思想。 例如有一套電影"Inherit the Wind"(1960)，內容是講一宗在美國南部的訴訟案件，因為有家長不滿一名高中教師，在科學課堂上向學生傳授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因而引發一場訴訟；這些家長有強烈的宗教信仰，相信人類的起源是如聖經創世紀所說，上帝用七日創造了這個世界，而人類的先祖是阿當夏娃……五十多年前的電影已經正面接觸「究竟達爾文的進化論是否正確？」這些爭論。"Inherit the Wind"有兩個版本，我看的1960年的版本。另一套是《紐倫堡大審訊》(Judgment at Nuremberg, 1961)，內容是關於審訊納粹戰犯，當中牽涉很多問題，包括納粹黨如何對付猶太人、弱智人士，例如要求他們絕育，還有戰爭罪行等，最後受審的人是德國的首席大法官，這是一套非常精彩的電影。再介紹"To Kill a Mocking Bird"(台譯:《梅崗城的故事》)這本小說，是講述一個美國的律師為一名被指控謀殺罪的黑人辯護的故事，事件發生在美國南部，當時沒有人願意為這個黑人辯護，幸而有這位律師挺身而出。以上舉例的電影和小說，它們當中都觸及一些重要的議題，例如人權、言論自由、宗教及道德的問題，當你看得多的時候自然就會耳濡目染。

當時流行的雜誌我都會閱讀，例如《中國學生週報》、《南北極》、《明報月刊》但不覺得這些雜誌對我有很深遠的影響，亦不覺得他們很刻意去渲染自由主義。如果說自由主義的思想，我是從很多方面取得資訊。

劉：你以往也有接觸左派的雜誌嗎？

詹：雜誌比較少，反而我會看鳳凰、長城的國語片，也不覺得他們太硬銷。我甚至會看印度的電影，最深刻的一套叫《兩畝地》(Dui Bigha Jomi, 1953)， 很社會主義色彩，非常好看，會令人忍不住流淚的。內容是講述一個鄉村家庭，他們家中的兩畝地被無良的地主搶走後，無法再以務農為生，於是男主角帶著妻兒搬進城市找工作，在處處碰壁的情況下，男主角用積蓄買了一輛人力車，用來接送兒童上學賺錢。最初有僱主聘請男主角做車伕，每天接送兩個孩子上學放學，但後來僱主花不起錢聘請車伕後，男主角的生活頓時艱苦起來。男主角不忍僱主的孩子辛苦地走路回校，於是免費接載他們；後來主角的太太生病了，需要吃橙吸收維他命Ｃ，有一天男主角回家看見有幾個橙在桌上，於是問年輕的（大概六、七歲左右）兒子橙從哪裡來？兒子答是他帶回來的，男主角以為兒子偷橙， 於是又打又罵，最後才發現兒子在過去兩星期為鄰居擦鞋賺錢，然後買橙給媽媽吃，故事是很淒慘的，但很好看，很感人。我年輕時看很多這類電影，例如意大利的《單車竊賊》（The Bicycle Thief, 1948）、《不設防城市（Rome Open City, 1945）》、《米蘭奇蹟》(Miracle in Milan, 1951)......所以年輕的時候我也接觸社會主義，同情低下階層的生活，因為我認同的自由主義是甚麼都可以接納的。

 

我大學時比較少接觸哲學的書籍，後來才開始讀，例如我覺得盧梭(Rousseau)的《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相當有用，它指出政府不能夠為所欲為，管治者與被管治的人民需要立一個契約，政府的權力都需要受到限制。

 

劉：當時有沒有生產自由主義思想論述的刊物或組織？

 

詹：我不覺得有，我自己信奉的自由主義不是有任何組織鼓吹出來的，是我自己經過潛移默化後的做人態度。

有一句話叫「身在福中不知福」，你在一個有自由的地方你是不大覺得的，因為沒有事情你是不可以做的，所以你會認為自由是理所當然的事，你以為這是與生俱來，每個人都擁有的，直至你去過另一個國家，發現別人是很多自由都沒有的時候，你才會了解到自由是如此可貴，現在正正就是這種情況。香港有很多出色的生意人，在香港這個自由的營商環境下，賺了很多錢，但現在忽然發現再走下去，過去營商的自由環境也可能會受到限制，這時他們便會醒覺，然後便會採取行動。過去香港擁有很多自由，而且有法治保障，所以你在自由的環境下長大，你不會覺得沒有自由。

 

自由主義是另一回事，這是一種取向、信念，自由主義是放任的，不熱衷規範人的思想，不過假如基本人身自由和人權受到威脅，你就會出來發聲，因為你的世界中不可以沒有新聞自由、學術自由、宗教自由、行動集會自由。
 

自由主義作為一個信念，就是覺得人類的進化是跟人類的自由有密切的關係，如果失去了自由，人類的進化就會非常緩慢，甚至停頓。你看到西方國家文藝復興，接著啟蒙時期，之後就有工業革命，這些都是跟自由主義有關，例如學校沒有限制學習甚麼知識，家裡不是一個父權社會，父母不會控制子女成長。當人有自由、思想沒有限制的時候，你會思考出很多新鮮的念頭、做事的方法，從而推動社會改變，這是相當重要的。

假如你由小到大，很多事都不准做，稍為做錯就遭受到父母的責罵，在學校裡如果不容許你不跟從標準答案去答題，在這個環境下長大，你就會變得因循，很守規矩去做事，但就不會有新的思維和發明。中國想現代化，但到頭來只發展硬件，你看到別人科學如此發逹，看到有電腦、飛彈、冷氣、跑車，但看不到背後其實是自由的風氣孕育了新的思維，然後有新的發明。

自由的風氣是非常重要，是現代化的軟件，欠缺了這個軟件，即使你有很多硬件也沒用。余英時教授好像做過一個研究，中國社會最燦爛的時代並非中央集權的時代，反而是中央無力管治的時代。如果一個父親的管教過嚴的話，他的孩子很難成才，自由主義就是這樣，放膽、放手讓人嘗試，從失敗中得到教訓和不斷學習，而不是動不動就罵，動不動就打，那不是好的方法。我是相信這種自由主義，我認為這是社會發展的正確方向。

劉：你在甚麼時候覺得要推動，甚至要捍衛自由主義？

詹：自由主義是，就算你不喜歡那個人，你都會聽他的理論，你不會禁止他做甚麼，因為你不想他禁止你。信奉自由主義的人未必一定會去推動的，他是很放任的人，不會做control freak（控制狂）。不過很多公司都有這種人，甚麼都要知，甚麼都要管。在一個放任的環境裡，有才華的人就自然能發揮和建立自己的事業，如果你遇到一個甚麼都要管的上司就慘了，只要你做事的方法或思維稍為偏離了正統的想法，就會面臨封殺，結果就只有一條路，企業原地踏步，社會原地踏步。多年來中國管治的方法跟秦朝是差不多的，原來二千多年前講的事情，到今天仍然會發生，

劉：七十年代的民主自由派，他們沒有刻意推動自由主義或爭取民主，反而因為留意到國粹派在得權後會打壓其他的聲音才抵抗，他們本來不介意國粹派出現，覺得有不同意見是好事，但當它成為打壓的源頭就不行了。

詹：這講出問題的癥結，自由主義覺得國粹派存在沒有問題，都只是各自表述而已，但原來對奪權後跟著就會不容許你發聲。

劉：他們有民族主義的包袱，對中國仍然有很深的感情。

詹：六十年代不覺有這種東西，要你認同一個民族，就要那個民族要值得你認同才行。以前荷里活電影所呈現唐人街的唐人，都是梳起辮子、滿口金牙、污糟邋遢的，你說這個是中國人嗎？很多香港人認為那是辱華的，因為我們心目中的華人不是這個樣子。你認為電影是辱華，是因為你不認為那些是中國人，你不認為那是中國人是因為你自己是中國囚，但並不認同那些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能夠贏到國際和國人的認可，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是要做很多功夫的。例如美國，你以為美國人在外國很受歡迎嗎？不是的，很多地方不歡迎美國人。因為別人看到的美國人，跟美國人自己認為的美國人，可能存在很大的偏差。

劉：你會否認同當時自由主義是抗衡民族主義的思想力量？

 

詹：不是抗衡，但會質疑民族主義的絕對性和盲目性。

 

你喜歡愛國就愛國，沒有人會阻止你，但你做人不能盲目，要知道父母都可能會做錯事，國家都可以錯。盲目的愛國、盲目的民族主義是否真的可以幫到國家？你可以是連累它的，因為如果你明知國家有錯而不指出來，它只會繼續錯下去。

 

我是相信法國大革命所要求的自由、平等、博愛。另外，還要尊重人權和法治，而且不要說謊。但現在的社會想阻止人說真話，例如在內地會監禁說真話的人，說真話反而要坐監，這兩件事是不一樣的，我認為阻止人說真話比自己說謊更差勁的，如果社會走到這一步是非常恐怖和大罪來的。自由主義者會容許別人講大話，因為不會干擾別人的言論，但如果他們上位後倒過來要管你，而管你的方法是阻止你說真話，這就很難容忍了。

 

自由主義很軟弱的，雖然我信奉自由主義，但它是沒有殺傷力的，不會拿起刀槍跟別人厮殺。五四運動以還，很多中國知識份子講思想上的自由主義，但中國的文人有一句說話：「百無一用是書生」；你很清楚自己的核心價值，有堅定的信念，但你不能夠用這些東西來組織到政府，它對政權是沒有威脅力的；假如政府的行危及到自己，你就可能會上街遊行，但實際上，在權力至上的社會，自由主義派的人是沒有威脅力的。即使你組織到政府也好，你也不會將其他人趕盡殺絕，如果你要趕盡殺絕的話，就不可以說自己是自由主義派了。

自由主義者是一個心態、做人的態度，是做人的信念。通常自由主義者是很溫和的。我對年青人仍然抱有很大的希望，因為他們有獨立的思想，而且是應了毛澤東所說的一窮二白，他們沒有資產的包袱，會分辨對與錯，真與假，他會看得很清楚，而且時間是在他們那方。那些騙老人去投票的政黨，當老人家難於行走時，沒法投票時，那些年青人看到越來越不對勁的時候，他們會越來越激，要求多點參與，不想要仰人鼻息，不想被人左右他的命運，我認為這是一個自然的發展。

 

當你離開香港，看看其他地方的話，就會發現這個世界並不像中國人的世界那樣，而是ordered in a different way。那即是說，中國人的方法並不是唯一的方法，有時甚至可以說：「中國人的方法，可能並非最好的方法。」現在的年輕人是非常明白的，因為他們能夠自由活動，可以在網上讀甚麼都可以，然後自己又親身體驗，親身去看過歐美是怎樣的，所以到頭來，中國模式都是要改變的。

 

現在到底是走回幾千年來的惡性循環，還是聰明地可以逃出中國的厄運？惡性循環是指秦朝民不聊生，於是劉邦、陳勝、吳廣揭竿而起，漢朝到後期亂作一團，然後經歷三國和內戰，再接著魏晉南北朝，隋朝、唐朝、宋朝……很多朝代的末期都因為管治無方、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當道，苛捐雜稅多不勝數，

 

令市民貧無立錐，於是又革命。結果每次轉朝換代就會打生打死，內戰結束後建立新的皇朝，二、三百年後又內戰，即是說現在仍然未能確立和平地轉朝換代的方法。下一次可能仍然回到這個惡性循環，兩派人馬互相鬥爭，如果快還好，慢的話可能要打四、五十年，又會是生靈塗炭了，這就是中國的政治模式。

 

你看看外國進步已經不是這樣了，大家是通過投票進行政權輪替，怎會像現在般惡人萬歲呢？如果中國有辦法從一個模式（惡人萬歲）轉到另一個模式（民主萬歲），這才有得救。我希望過程無需經過流血。

 

自由主義可能像健身的太極，是不具侵略性的，好像墨子般，首先要自保，然後要自強不息，貫徹和實踐自由主義的生活方式，做人要有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然後你要將這些好的東西傳給下一代，你教子女的時候不要採取高壓的手段，要跟他們說道理，要提供空間讓孩子發展，你可以引導他們，但不能強迫，這對孕育高質素的下一代中國人是有幫助的。我的書提及的中心思想是，過去只強調搞好中國的經濟，甚至政制，以為這樣國家便有得救了，我覺得這樣並不全面，還要改變中國的文化才行，最基本的改變是人的思想，生活方式，做人的態度，及其背後更基本的核心價值。否則就算改變了政制，而當權者的價值觀和做事方法，仍然停留在封建時代的思維的話，中國仍然是沒有得救，只是一個政權取代另一個政權而已，基本上沒有改變做事的方式。一個社會的核心是文化，文化不變的話，即使制度有變化，做事方式也不會有大變化。

 

劉：文化如何能夠改變？例如你在書中提過中東欠缺民主的種籽，所以難以發展民主思想。

 

詹：不是，我覺得是要推，但更加基本的不是推民主，你要明白民主為何不能萌芽，最大的阻滯是中國欠缺平等的概念，民主是建基於平等的，而且重民意，不重武力。中國一向都是從賢不從眾，沒有平等的概念；中國人的世界是權力金字塔，例如領導人是金字塔的頂端，其他庶民就“they don't matter”，但是西方民主的世界並不是金字塔來的，是打平的。

 

劉：中國文化跟自由主義是有很大的衝突？新儒家也不行？

 

詹：不行，因為儒家都是以金字塔的方式去看人，你要放棄這個金字塔才可以對每一個人有同樣的尊重，所以要經過很多代才做得到。另外，還要人民有相當高的水平才行，所以你如何教育孩子是非常重要，社會是否包容的社會是很重要，是否一個講道理的社會？如果權力是壓倒一切，那就不用講道理了，例如你在中國撞車就是這樣，看的是你後台是誰，而不是看到底是誰撞誰。你要講道理，以平等的心態待人，這些核心價值是很重要的，正如你所說要好幾代人才能看到改變。我曾經說過，歐洲一向都有自由主義，所以民主能夠在歐洲萌芽，好像雪蓋著大地，當春天來到，雪融化後，花朵又可以重開；但如果中國的土壤沒有自由主義的話，就算共產黨被你推翻，接著仍然是封建社會，所以民主之花仍然未能夠萌芽。當你仍然是相信權力壓倒一切，當一日仍有這個金字塔，一日都不會有民主。

 

人類進化，英文稱為＂the ascent of man＂，即人類自我提升，由鑽木取火的新石器時代，到今天用智能電話，＂the ascent of man＂之所以能夠做到這樣，就是因為人有思想的自由，你控制了思想的自由就不會有甚麼偉大的發明。中國七千年的文化、十三億人口卻只有四大發明，實在相當慚愧，你看看別人有多少發明？自由是全世界最寶貴的，你想提升人類的智慧，提升社會的發展，就需要有自由，這個自由並不是沒有限制的，例如我是沒有取你性命的自由，是有一定的限制，而法律是用來限制這些自由的。好的法律是由人民訂出來，這就是我認為學校應該諮詢學生的原因，因為有些事情學生比校方更清楚。法律就要人民自己寫的，而不是如秦始皇般，喜歡就焚書坑儒，由他決定所有律例，所以法律可以規範自由，但前提是法律是要由人民自己寫出來的。那麼，是否民主就壓倒一切呢？原來又不是的，甚麼能制衡民主呢？是人權。

 

人權寫明即使你贏了百分之九十九的選票，人民仍然會擁有以下的自由，這是不能改變的，那些就稱為人權了。有一句說話是dictatorship of the majority，９９％的人是可以做錯事的，他們說殺猶太人就殺猶太人，明天要有錢人把所有錢拿出來，他們可以這樣要求的，這不是民主嗎？於是，為了避免民主產生極權統治，民主就需要有一服解藥，這服解藥叫做人權。即使議會內百分之九十九的議員都支持你，你都不可立法罷免香港的宗教自由，這就是權利，寫在Bill of Rights上，寫得清清楚楚。於是，人民制定法律，法律規範自由，但人權又可以限制民主，這四樣東西是環環相扣的。如果你有齊這四樣東西，你的國家、你的民族就是向著正確的方向走。即使你選出任何政府，他們都不能亂來，因為有Bill of Rights清楚寫了出來，當權的人要尊重這些東西才行。很多政治不成熟的國家最大的問題是，當權者上位後就全盤改變以往的制度。例如很多非洲國家在英國、法國等殖民地政府退出後，雖然有民主選舉，但只會有一次，沒有第二次選舉；因為選了一個獨裁者做總統後，他就改寫憲法使總統變成終身制，所以就算政制設計得有多好都沒有用，因為一上台就會全部更改。
 

劉：中國文化沒有制衡權力的思想？

 

詹：以前有一種稱為諫官，諫官的職責是向皇帝進諫，告訴皇帝他做了錯事，本來有這種制度，但後來都沒有了，因為諫官吃力不討好。做諫官是必死無疑的，因為皇帝不高興你說不。權力的制衡是非常重要的，我不是不同意我們需要有好的政治制度，有人說如果有好的制度，就不用怕壞人，但如果制度是壞的話，就算有好人也沒有辦法，我是同意這一點的，但更加基本的去改變中國的命運，就要改變中國人的思想。

 

劉：左翼的思想做不到這些事嗎？

 

詹：中國的民族性是傾向於＂absolutism＂、「絕對」這一個字。例如英國人不會說「有百利而無一害」這句說話，因為英國的民族性是傾向所有事都是trade-off，即是你有一個好處的同時，也會有一個壞處。例如你入了哈佛，就不能入讀牛津，並不是一定絕對的，有些東西可能是牛津較好，而哈佛沒那麼好的，所以是一個trade-off，他們是如此相信的。中國人就傾向絕對的好，所以南華足球隊強勢時，所有人都會擁南華，不會擁傑志足球隊；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到”absolutism＂，一面倒的傾向。

 

如果你看一場英國的球賽，你以為球迷只會擁護勝利的球隊嗎？原來不是的，有時即使球隊輸掉比賽，但球員表現好的話，球迷也會鼓勵那支球隊的，這個概念叫"Rooting for the underdog”，即是支持輸的那一方，而不是一定支持贏的一邊。中國文化以乎是沒有這個概念的，我們是剛剛相反的，有一個說法是「棒打落水狗」，狗跌入水後更多打幾下，因為牠沒有抵抗的能力，意指那些專門欺負那些沒有還擊能力的人，這種民族性也是不好的。

 

一個民主的制度有幾樣事情，第一是有選舉，第二是一人一票的選舉，第三是有不同的黨派參選，有真正的選擇，第四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久不久就需要由不同的黨派執政，如果你喜歡一面倒、第四項東西永遠都不會出現的話，就算你的政制設計得有多好，就會一些新興國家那樣，每次選舉都是由同一個政黨勝出，就是因為你的民族傾向於一面倒。除非你的民族要不傾向一面倒，這樣才會出現政黨輪替。

要做到政黨輪替是很困難的，因為你要尊重對方才做得到的。

 

我認為實踐政黨輪替，社會才會取到一個平衡。如果永遠只是同一個政黨專政，它執行的政策很大可能有利於某一種信念和利益集團，變相有些人永遠都會被壓制。但輪替就不一樣了，今天工黨不通過這個計劃，等數年後保守黨上場後我可以向保守黨提出計劃，因為保守黨的思維不同於工黨，如果保守黨都不通過的話，就證明我的計劃根本不可行。這兩個黨的信念不同，背後的利益集團也不同；例如工黨會興建多點公屋，保守黨就不傾向興建公屋的，你看到有幾年有多點公屋，有幾年又會少一點，大家都有點機會的，不會一面倒。

劉：如何定位自己的文化及政治思想？

 

詹：我覺得自己是屬於中間多於左或右。我反對極權和獨裁，又不喜歡儒家的「金字塔」，但也不喜歡偷懶、佔盡好處的人。我認為應該要從宏觀的層面去看世界和看國家民族，中西結合，古今都要涉獵，我很認同鄧小平的一番話：「實踐是檢定真理的唯一標準」，不要先驗地相信某些主義或只單聽其言論，更要看他們能否實踐，如何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