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期 （二0一五年十二月）
民主自由派‧反國粹大聯盟‧香港前途問題
(題目為編輯所加)
受訪者：麥海華
訪問整理：劉麗凝
受訪者簡介：
麥海華在預科時期開始接觸自由主義哲學思潮，後來協助許冠三發行《人物與思想》雜誌及參加他開辦的「中國近代史」課程，探討中國歷史、意識形態及中國大陸政策的發展與轉變。大學時期，麥海華臨危受命地參選香港大學學生會，與當時親中共的國粹派陣營打對台，最終麥海華的內閣高票當選，使「反國粹大聯盟」大獲全勝。麥海華在畢業後面臨香港前途問題的工作，例如參加基本法的諮詢及爭取八八直選等香港政制發展等。
【成長背景】
麥：我是來自基層的家庭，有七兄弟姊妹，父親在運輸公司做雜工。最初我住在長沙灣的木屋區，我讀小學三年級時曾發生火災，木屋燒掉後要再重新搭建，中學的時候就轉到石硤尾的廉租屋。當時有一些印刷工會、政軍醫工會的活躍份子住在廉租屋附近，他們曾帶我去工聯會參加一些活動。
我記得其中一個活動是持鎗射「麥克納馬拉」（前美國國防部部長），越戰時他是鏢鈀來的，可見連遊戲都存在政治性、政治教育的意味在裡頭。６７暴動時，我爸爸都曾經被人遊說參與罷工，但他考慮到自己的七個子女，擔心罷工後手停口停，就算是有組織的接濟、國家的無限照顧，他都不敢加入，結果沒有參加罷工。我記得學校內（當時大概是中二、中三的時候）有些同學會叫口號，甚至在廁所寫上「打倒白皮豬、黃皮狗」。我在中學期間沒有政治參與，反而喜歡參與Geology Club、愛丁堡奬勵計劃（The Duke of Edinburgh's Award），行山、Map reading、服務性質等活動。
我在荃灣官立工業中學完成初中的課程，由於學校沒有開設預科班，所以後來跟另一個同學轉去走去香港佛教書院讀書(第二年轉去荔枝角的新校舍)。這間學校比較開放，我中六時選修了很多學科，例如中文、英文、中史、地理、經濟、數學，其實我只讀了一年，第二年去報考中大，但因為我還欠缺一科無法考入中大，於是我報考港大；第二年有同學介紹我去讀灣仔的文理書院，打得好一點基礎再考港大，可惜第一年未能成功，於是第二年再接再厲，同時在威靈頓教了一年書，最後成功考入港大。
這段預科時期提供了我思想發展的空間。特別是我中六到了新學校後，遇到一些想搞學生會的同學，於是大家一起商量如何營運學生會，後來覺得不如自修讀書吧。那時有一位同學很熱衷讀書，他最喜歡讀殷海光的《怎樣判別是非》，後期他引入羅素的思想言論，亦讀了海耶克的《自由的構成》（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Karl Popper)，讀完之後又會跟我們一起討論，因此建立了邏輯思維與分析哲學的基礎，不過當時純粹是自學。第二年A－Level提供了哲學科的課堂，於我自己走去報讀和考試，去到港大後我仍然讀哲學及政治科學，亦有讀書組一齊去學習。
另一方面，我認識了何俊仁的表弟韋家祥，他是我同班同學，他的姐姐在浸大讀書，然後她的老師是許冠三先生。許冠三是教歷史的，並定期出版《人物與思想》的雜誌，由於受到左派的打壓，不幫他發行雜誌，所以要自己出資印刷。我們一班同學決定幫助《人物與思想》的發行工作，拿著簿單去賣，看看可以收回多少錢，當作一個收入。
後來許冠三建議開一些課程，我就參加了「中國近代史」的課：由１９１１至１９４９及之後，除了看到國共內戰外，也看多點社會的角度；特別是４９年之後，由三反五反、５６年反自由法的運動，至６０年代初的經濟困難、災難時期，到後來的文化大命，提供一個很當前的歷史背景，亦都有講毛澤東思想形成、重點的思想目標等……另外《劉少奇與劉少奇路線》都是他的一個深入的研究，讓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政策。
班上的同學，既有哲學的涉獵和訓練，又看到中國的歷史發展以及意識形態的影響和轉變。另外當時社會的關注點是中國現代化，因為中國要走四個現代化，但我們看到如果推行四個現代化的過程中，欠缺民主的現代化的時候，社會仍然是有很大的限制。這就是當時的社會脈絡，對我日後對中國問題的看法都是有決定性的影響。
為了定期去了解內地的情況，我入大學後仍訂閱《紅旗》、《人民日報》等報章，目的是了解中國大陸意識形態背後的發展，例如當時「張鐵生的白卷英雄」等，讓自己有實質的知去進行批判。
我在許冠三的課堂認識何俊仁。
【大學時期】
大學時期看到很多爭議出現。
未入大學之前，即71年港大學生會選舉，文學院的李業正、許達洪等人，因為未能成功當選學生會主席，因此他們都需要找個地方「落腳」，何俊仁就去了大專同學會，當時大專同學會是一個親台灣的學生組織，作為一個學生的基地之外，亦都搞普通話班之類的活動，我當時也有幫忙，但並不活躍。
因為之前透過韋家祥認識他們，所以入港大後，我就在文學院學生會做出版秘書（練乙錚是主席），到第二、三年的時候我就做了文學院學生會的主席。73、74年卸任後，原本我打算跟幾位同學，包括陳啟祥、信廣來幾個人成立哲學系會，後來卻被何俊仁邀請去參選港大學生會，更在短短兩、三個星期內成功組閣。除了何俊仁等核心同學一直推動選舉工程外，還有U hall的人過來幫忙，我們通過幾個院舍來進行動員，因為大家都覺得在國粹派控制下根本沒有任何空間，因此雖然只有很短的時間，但卻獲得多方面的支持下，我們能夠勝出學生會選舉。
我們的競選政綱基本上是「讓同學有多點的空間和聲音」，我認為對很多同學來說是十分重要。共產黨的組織是相當嚴密，即使是學生會也好，他們都會用很多方法嘗試去拉攏學生，例如跟學生聊天、搞糖水會等，提供很好的照顧；等到差不多時候就開始進行思想教育。他們非常著重集體性，強調所有人一齊做，如果你跟他們有多一點爭論，而他們無法答辯的時候，他們就會孤立你。
我知道何俊仁都搞了一些中國近代史研習班，大家就一些中國近代史的戰役、國共雙方角色進行爭論。例如大家爭論「因為共產黨領導反日的群眾運動，造成後來可以贏取戰爭」等觀點，事實上很多戰役都不是由共產黨領導，因為當時統治國家的是國民黨，差不多大部份戰役都是由國民黨領導的；兩黨在戰役中其實是有前有後，不過共產黨的領導較不突出。然而， 國粹派的學生不時以史觀來代替歷史，以社會主義的史觀套在事實上面， 現在的中共也是這樣。你看內地拍攝的二戰電影《開羅宣言》，竟然將毛澤東放在電影海報裡頭，可是開羅會議舉行期間，都不知道毛澤東身在何方呢？
所以他們始終都有一個傾向，就是會歪曲歷史，為共產黨成立以來一貫的、正確的去帶動運動，這樣就會埋沒了歷史。你會看到有很多爭論，他們會嘗試據理力爭同你爭論，但實際上當他們無從辯駁後就會套些口號出來，所以當我們有歷史的知識，就能抵禦他們的欺詐。
劉：為何你們選學生會時會被稱為民主自由派呢？翻閱你們當年競選學生會時的政綱，你們提出的是「多種角度、兼容並包、均衡發展」。
麥：當時我們參與學生會競選的閣被稱為「反國粹大聯盟」，無論是社會派、民主自由派和逍遙派(即主張讀書不理其他事)的同學都加入了這個大聯盟，原因是大家都覺得會受到國粹派的威脅，若然國粹派當權就「無得企」。
提出「多種角度、兼容並包、均衡發展」的口號，是回應國粹派比較單一和親共的思維，因為看到他們得勢不饒人，會壓制不同的聲音意見。例如崔綺雲落任後出了一份《托派如何插手學運》的文章，將托派扣上「反共反華反人民」的帽子，於是你可以看到他們會將其他不同的思潮、意見、聲音和理論視為威脅，然後扣帽子的方式顯示出來。國粹派很容易將對立的思想提升至意識形態的層面，變成不容許大學生有思想和討論空間。
第二個例子是「四報聯刊」的問題，當時港大、中大、浸會和理大想四報聯刊「新中國專輯」，但《學苑》的編輯事前已經準備了一些稿件，例如其中一篇是虞雪的《理性的黃昏》，文章涉及對國內的情況的批評（虞雪是來港的紅衛兵，所以他們有很多親身的體驗和批判的思想）；於是國粹派將這些文章及作者被打為「反共反華反人民」，甚至令《學苑》被「NonCon(不信任票動議）」。你就可以清楚看到，當他們是當權者的時候，就會壓制不同的聲音意見。
另一個例子是麥宗民事件。1976年參與四五天安門事件的學生被打，雖然沒有出動機關鎗和坦克，但都是被鎮壓下來；港大的麥宗民嘗試在學聯提出要譴責中央的議案，但最後卻通過一個決議，指四五天安門事件是「有組織有預謀的反黨行為」，你看到學聯受到國粹派把持的時候，是可以做出非理性的決議。
因此我才提出「多種角度、兼容並包、均衡發展」的口號，讓同學有多點機會從不同的角度、空間去參加學生活動，讓他們能夠發展所長和平衡各種意識形態，我覺得大學生應有多方面發展空間，不應受制一方面的言論。
可是國粹派從來都是依靠權勢，他們欠缺獨立思維、客觀分析和持守的價值觀念。可能因為左派學校對他們進行思想的灌輪和教育，使他們是不會作出分析和批判，全盤接受四人幫的極左思潮，這是依附權勢的人和學生的悲哀。直到1976年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之後形成思想真空，新的當權者告訴他們四人幫是極左思潮，是要被打倒的；國粹派才驚覺自己過去所相信的原來是錯誤的，都是受極左思潮所影響。這種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讓不少國粹派同學難以接受，所以國粹派很快就潰不成軍。
有些人開始醒覺，原來以往自己是沒有思維，欠缺分析，因而得到這樣的結果。
如果他們是有心的人，是有思想的人，就會覺得自己被騙。
有些人選擇沉寂一段長時間，再等待轉彎的機會。
正如八九六四你看到會有這種人，梁振英之前認為不應用槍炮對待學生，學生是愛國的，但轉過頭來就說因對當時的形勢不了解，所以了解多一點的時候，就認為學生是不對的，就這樣轉軚過來。因為他們沒有自己的獨立思想，依附權勢成為他們的思想，這就是最大的悲哀。這個問題至今仍然存在，你只要看看建制派、民建聯等人，他們是沒有自己的思維，只看中央的路線立場如何。
劉：港大國粹派何時開始當權？
麥：大約72、73年左右，通常我們追蹤是73年陳毓祥的內閣，亦反映在國粹派和社會派的分裂。如果簡單追溯六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學生運動的背景，你會看到六七暴動期間，港英政府大力鎮壓左派參與的罷工、抗議，甚至是放「菠蘿」(炸彈)的行動，六七暴動後，左派的人士不被社會接受，亦不敢出來積極工作，所以六十年代後期左派沉寂了好幾年的時間。
後來出現了保釣運動(1969－70年），因為《安保條約》將釣魚台、沖繩劃歸美國管轄，但實際上是交給日本，所以海外華人學生覺得不妥。釣魚台除了是一個關鍵的軍事地方和經濟的因素外，最主要的問題是釣魚台應該屬於中國的領土，所以沒理由就這樣就交給日本的，但美國為了鞏固沖繩的軍事基地，於是一併交給日本，所以保釣運動在美國、加拿大是相當群情洶湧，香港亦有些保釣人士覺得要爭取和抗爭，要討回公道。所以保釣在六十年代尾成為一個很主要的青年學生運動，後期發展到大專院校。
另一個運動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70-71年)，中文是香港人最普及的語言，為何不是香港的官方語言，不能用在公事上呢？所以學生的訴求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在公事上要用中文。同時，七十年代的香港社會出現了不同的危機，例如通貨膨脹影響到失業，民生出現困難等，於是發展出由無政府主義帶頭的《70年代雙週刊》和托派積極推動的反資反殖反失業反通脹的「四反運動」。1973年葛栢事件，引起｢反貪污、捉葛栢」的運動，學生要求懲處和引渡葛栢回港受審，接受制裁，後來麥理浩更成立了ICAC......以上一連串的社會運動是相當激烈的，反映市民對社會出現很大的訴求，殖民政府需要作出某程度的改革。
另一方面，中國重新恢復聯合國地位，所以很積極去推動學生工作，例如培僑、漢華等學校紛紛接觸學生會，指中國已恢復聯合國地位，是正統的中國，所以應該認識多點國內情況。於是1971、72年組織港大學生回國觀光，觀光後就在港大成立了國事學會，那就是國粹派的陣地。他們期望學生要認識祖國、關心祖國，甚至是認同中國，因為中國共產黨已經解決了一窮二白的問題，帶動了中國的發展。
然而在共產主義運動裡面，其實是有不同的思潮出現，例如南斯拉夫格拉斯寫了本《新階級》，波蘭亦都受到俄羅斯的侵害，所以看到一個新階級的問題。共產黨當權時會成為新階級騎在人民頭上，亦都會對不同的國家進行殖民、帝國主義的行動，所以才有蘇修帝國主義的問題。托洛斯基主義提出的「不斷革命論」，認為如果不能夠在一個國家搞工人革命，就自我完善搞全球的運動，托洛斯基主義亦有對共產黨的管治提出一些批評，例如騎在人民頭上，雖然他們不是資產階級，但由於有權會壓制不同聲音和意見，最終會成為一個騎在人民頭上的新興階級。
還有歐洲的新左思潮，尤其是德國開始重新發掘年青馬克思，例如1844年的“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講到人道、關懷的馬克思主義，不只是用列寧、史太林、毛澤東思想的一黨專政、民主集中制、要由中央領導、共產黨是先進的代表、是人民的領袖、由黨去發號司令、所以帶領人民去走共產主義道路......新左思潮發現馬克思自己本身不只是談階級鬥爭，亦都有人性的一面，例如會看到少數族裔、婦女的問題，而不只是單講經濟的剝削問題。
以上這些思潮和反思，主要是透過74年的暑假期間的「現代思潮學會」，其實就是來自Social Science Society的曾澍基、張炳良、曾瑞明及王卓祺等人，透過Social Science Faculty的討論，引入不同的思維。除了新左的思潮外，當時還有邀請了吳仲賢過來講托派的發展，例如托洛斯基主義走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也成為崔綺雲卸任後出了那篇《托派如何插手學運》的證據，指托派要插手學運，要統率和搞亂學生運動，所以看到當時有很多的思潮。
其實也帶出保釣之後的爭論點是「保釣之後又如何？」
為何要保釣？為甚麼釣魚台會失落？其中一個說法是因為中國分裂，國共內鬥，造成國家未能統一，所以無法用強而有力的力量來保護領土完整，因而帶出從哪裡統一？國粹派當然認為是從共產黨，因為絕大部份都是由共產黨領導和勝利；但另一方面會疑惑到底共產黨能否解決問題呢？當時四人幫當權，內地經濟未開發的時候仍然是一窮二白，我們仍然要不時帶物資回大陸。反過來看到台灣的發展，有從高壓到開放的傾向，於是會覺得國民黨的領導可能是合理一點，而且可以解決土地改革的問題，生活改善做得比內地好。我們當時是爭論這些事情，不過很快就分開了。
國粹派覺得一定要認識中國、認同祖國，對中國大陸的政策採取支持的立場，所以做成學生界.....不只是推動，而且打擊其他的意見。例如《學苑》四報聯刊事件，他們找其他報紙到我們學生會門口擺放一些橫額，打擊《學苑》，甚至開NonCon《學苑》的大會。國粹派無法提出有力的理由，其他同學又認為有批評本身是一件好事，於是國粹派就將他們打成「反共反華反人民」。我們當時覺得如果他們當權的話，不同的聲音、意見根本無法存在，所以我為何要在很短的時間內走出來組閣。最終我們以一千四百票對七百票勝出學生會選舉，這是香港學生會有史以來最高的提票率，有２３３８票，是反國粹大聯盟勝出這場學生會的爭奪戰。
劉：民主自由派跟社會派的關係如何？
麥：其實當時所謂民主自由派是未成氣候，可能是在７６－７７年之後開始提及多一點香港要爭取民主，比較鮮明地講本土回歸的問題，要有民主回歸走民主道路，初期可以說我是有一些民主、自由的種子，是都不是太過明顯。
劉：部份的港大國粹派人士不覺得７６年四人幫下台就潰散，相反較大的打擊來自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之後。
麥：四人幫下台對中大國粹派的轉變是大的，但我不太掌握他們，可能中大的牟宗三、唐君毅花果飄零下來的文人對中大有很大的影響，他們的文化認同是很強烈的，所以中大學生會的轉變上是比較大的，港大基本上不是太強烈。１９７６年的時候，我的下一屆歐澤光閣輸了給鍾子維，變成混合閣，大家都互相拉扯，例如嚴斯泰、李聯康，他們講民主、講法治，但是未必有很深厚的理論基礎來作對抗；７７年的盧漢耀內閣，民主自由派開始討論香港前途問題，向殖民地爭取民主等，可以說這是對共產主義的思維的轉變。至少在７６年並不是太直接看到這個轉變，基本上港大是７７、７８年李永達等人出來的時候，本土爭取香港民主、回歸問題成為他的重點。
劉：你主要都是跟前線的港大國粹派（如：崔綺雲）衝突多一點？
麥：我不掌握他們背後的組織動員，但例如Old Halls，我相信馮以浤是有一定的影響，他都是學友社出來的......Old Halls是一個很有趣的背景，他當時是做舍監，找了陳載澧，陳載澧是搞戲劇的，但也是國粹派來的。還有吳清輝，當時很多科學背景的人都是有左傾的傾向，另外有陳坤耀和陳方琳，他們都是Old Halls的，所以他們某程度上有他們的影響力。我接觸的主要是前線的國粹派，另外他們有培僑、漢華的學校校長，有很多討論傾偈的活動。我沒有去過他們的活動，所以不太掌握他們的情況。可能我一早就被他們界定為喜愛爭論的人，所以他們不會跟我們有太多交心的討論。
劉：他們當年搞中國科技展，與你們發生不少衝突。
麥：是對著幹，我們搞「現代中國探討」，而馮檢基就搞「香港週」。如果你看我們當年搞的「現代中國探討」，我們都將４９年之後的中國，歷次的社會運動作為分析，看到利用運動來推動、打倒整個架構，甚至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都可以被拉倒。整個國家制度在文革期間被打挎，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你找軍隊、文革小組入去都是為了要奪權。
劉：你當年有跟其他院校合作嗎？
麥：主要是中大，跟李少南、畢浩明、陳漢森、張文光、李煒佳等比較熟，為甚麼我會認識他們呢？因為我的太太入了中大，跟他們一起搞《峻暉》，我太太亦當了新亞學生會、新亞學生報的編輯。我與太太在預科時相識的，所以我有參與他們的活動，因此我跟新亞的人是比較熟。
劉：中大也有分成不同的派系？
麥：中大的派系不明顯，所謂國粹派、社會派主是要講港大７３年代表國粹派的陳毓祥、麥華章（當年叫做麥炳良）與曾澍基的分裂，你可以說那一屆每個人都是有獨立思想的，到了崔綺雲那一屆就已經一片紅。
劉：如果看１９７２年的《學苑》都基本上全部由國粹派控制了。
麥：是的，你可以看到他們的影響是很大的，差不多由７１、７２年開始。首先是中國入聯合國恢復聯合國地位，第二港大學生參加國內考察團觀光，然後國事學會在７２年開始很多思想的滲透。
劉：你們當時思考的重點及本位都不是放在香港？是否因為你們站在海外華人知識份子的角度去思考這些問題？
麥：是的，七十年代初中期的時候，思想本位並不放在香港，而是放在中國大陸的問題。因為當時的爭論焦點是，保釣之後就是中國統一的問題，到底統一在哪裡呢？我入大學之前的框架或關鍵比較是中國現代化的問題，所以國粹派與社會派的爭論焦點其實是有兩點。第一是對中國大陸政策的認識與認同的問題，國粹派要認同和同情，就算中共有錯或做得不好的地方，她都是向著好的方向為人民去發展；香港的事務停留在認識的層面就足夠，不想跟香港政府有任何對抗，因為六七暴動後都會擔心被打壓，所以迴避這些事情。
社會派都是從馬克思的角度去看中國大陸，基本上是可以接受，因為中國是走社會主義道路是適當和正確的，他們不會贊成資本主義的做法，但亦都看到共產黨的統治，對異己、對知識份子是採用鎮壓的手段來打壓，用社會運動的方式去動員，變得失去了人性，所以是比較批判地去看中國大陸的發展。另一方面，他們覺得在某些元素下要改革社會，所以會參與一些改革，雖然做不到都好，但都要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改革社會的意味是較多。
相對來說民主自由派是更著重本土的民主爭取、社會改革及社會運動，所以你會發現七十年代後期，我們會去爭取社會改革，例如我的同班同學馮可立，他是SOCO的總監，曾在７９的艇戶事件中被捕，我們之後成立社工總工會，在七、八十年代進行一些勞工運動及勞工團體的爭取勞工權益、勞法諮詢，勞工法例修訂及工業安全的工作。
八十年代有一個比較好的社會環境氣氛，不同的人可以和衷共濟。例如工聯會四十周年的時候，曾向所有支持勞工的團體招手，甚至有國民黨的團體，大家可以不理背景而互相可以合作的，沒有太多的矛盾衝突，直至八九民運之後才逆轉。我當參加基本法的諮詢工作，李柱銘和司徒華都去參加起草委員會，不同的聲音都可以被吸納入去，與工商界可以作出一些平衡，使香港的政制發展可以出現一些民間的聲音和影響。
劉：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及民主的種籽，成為大學畢業後開始面對香港前途問題時，幫助你去判斷香港回歸以及與中國的關係？
麥：基本上我看到的是「心繫祖國」，覺得中國問題的解決是關鍵重要的。因為香港有西方的接觸，對一些問題，例如制度的建立、民主的參與，尤其是活躍的公民社會，對於中國來說是有著示範的作用。我們希望中國可以慢慢寬鬆一點，容許不同的聲音、意見、組織能夠存在、發展和互相競爭，所以民主、自由的思潮都是植根在我的內心。我覺得社會是需要比較公平和合理的，所以所謂的社會主義都是一個能夠照顧底下階層、基層市民的生活，社會是應該朝這個方向發展。民主亦不是可以解決所有問題，政府是要在經濟、社會政策上要有傾斜，照顧低下階層的需要，這一直都貫徹在我的思想，所以我不覺得要跟國內分開。我理解到共產黨在國內領導時，作出的一些政策可能是未必恰當的，但最終我們希望中國能夠做到均富、民主，是一個有法治的社會形態下發展。
劉：雨傘運動後出現一種論述，對爭取民主中國或民主回歸的全面否定。
麥：這是一個我們要面對的政治問題，某程度上香港人想獨善其身，不想受到大陸不必要的干預，尤其是８３１的決議明顯違反了大多數香港人的意願，就算連相對溫和的建制派的聲音，都覺得應該要擴大民主基礎，使市民大眾可以有多點參與，不應該由共產黨壟斷將來的選舉，不需要干預過多，使不同的聲音可以參與角逐。說到底就是不想受共產黨的控制領導，甚至乎支聯會也會提出「結束一黨專政」。
事實上你要走向一個民主社會裡，一黨專政是不可能的，她一定會打壓。現在很多民間的聲音、力量、組織都是被打壓於萌芽狀態之中，你根本不可以有一個民主社會出現。就算在戡亂、軍鎮事期的台灣，她對民間力量打壓得非常厲害，例如美麗島事件中拘捕了很多提出反對聲音、意見的人，亦不容讓傳媒有言論的空間；我們會覺得台灣要走向民主的話，就要開放黨禁和報禁，讓民間的聲音可以發揮，這樣才可以慢慢走向自由民主和均富的局面。
如果中國大陸一黨專政的時候，在這種思想控制底下，基本上是不容許其他的聲音和意見，沒辦法制衡一個極權的統治，這不是我們想預見到的東西。這是我們需要表達聲音和意見的地方，香港是講文化的中國、民族的中國，我們都是中國人，我們有長遠的中國文化，不希望斷送在一個政權底下。
劉：為何社會主義、改革的理想和激情對你的影響不太大，或者你為何不會選擇這條路？
麥：我會關注國內的改革，但是我覺得共產黨領導之下是沒有辦法能夠做到社會改革，鄧小平出來後某程度是做到某些寬鬆的，所以有中國之春、民主牆的運動，看起來是一個好的環境，但很快就被鎮壓下來，所以鄧小平不成為我們仰慕的對象，因為他鎮壓民主。反而胡耀邦在施政上比較寬鬆，平反反右的人，能夠保持公正。八十年代我們都看到一些希望的，八十年代對中國和香港來說都是一個比較寬鬆的環境，我１９８４至８８年參加基本法的諮詢工作，我們對抗的對象反而是香港政府，例如我們爭取８８直選，但香港政府因為認同大陸的關係，所以一直拖延，讓我覺得我們的進展不大。當時國內的諮詢會議似乎是比較寬鬆，大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見，例如可以拿《１９０方案》出來跟他們爭論，直到八九民運之後才出現重大的轉捩點，之前的幾年環境還是相對寬鬆的；大家都可以暢所欲言，沒有太多的對抗，甚至在民間的力量、工會的組織、社會運動來說都是互相支持。
共產黨實行「民主集中制」，到頭來黨決定之後其他人都沒有自由和空間，很多的運動都是用一黨壓倒第二黨的手段，不是群眾性的運動。我１９７６年畢業後讀了兩年Master of Social Work (MSW)，然後出來做社工，因為我想可以確實做一點事情，例如爭取民主和改善基層市民的生活，希望可以令香港帶出示範作用，對國內帶來一定的影響。
你會發現我們７０年代的人是比較關心中國的問題，直至７９年戴卓爾夫人去了北京之後，香港前途問題才成為大家關心的問題，大家開始把焦點放在香港問題多一點。八十年代變成處理香港的問題，包括香港是否走民主？我們希望９７年前香港有一些民主，到時可以有更多發展的空間。
８４年的時候，我曾帶了一班香港社會科學考察團（其實就是我們的社工團體組織）北上，我們對姬鵬飛說，我們希望香港有民主，也希望參與香港的民主政制；但姬鵬飛的回答是：「在殖民地底下是沒有民主的，它不會給予你民主，你只能在共產黨底下才會有真正的民主，殖民地底下是沒有民主。所以不要想太多，９７之後在中共之後才有真正的民主，現在要爭取都不會有。」但我說如果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我希望可以有多一點民主，我都可以表達出來，但是他們的講法是不會有真正的民主。
很明顯，他們不希望我們香港人站在英國的立場，向香港爭取民主，使將來的政制就未必可以控制得到，所以我們爭取民主都是徒勞的，因為無論中英都根本不想在９７之前給香港民主。即使８０年代是比較鬆動，但中共的原則仍是控制，當中英雙方角力時，民主是一張牌來的。第一當時仍未有基本法，第二它亦預計到基本法不會給香港太多的民主，否則從管治的角度來看是難以控制的。
當時中共認為香港的殖民地政府系統，例如公務員既中立而且有效率，應該保持下去；反映他們珍惜香港的社會制度，希望保留香港的傳統。原因中國當時仍受到外國的制裁和制衡，是相對封閉的，所以覺得香港是一個可以跟外國溝通的空間，要保留這隻會生金蛋的鵝。所以當然不希望英國花光香港的錢，所謂車毀人亡，例如香港設太多福利，討好了香港市民後，將來就會難應付。十大建設的時候可能會用盡香港的儲備，沒有財富留給九七年後的香港，所以才會訂下要留下多少錢給九七之用，以及不想香港太過民主化，擔心難以控制。尤其是英國政府積極培植親英的力量，對中共日後的管治可能帶來一定的限制。我相信他們是有這幾方面的考慮的，所以八十年代初才對香港是比較寬鬆一點，也有基層的團體、組織代表可以參與諮詢過程。現在則不一樣了，覺得要仿效新加坡的管治，一黨獨大，不要有太多不必要的聲音，只是不同的聲音被壓制下來就會容易管理。
我到現在仍對中國有期望，希望中國會走向民主自由，以及有法治的基礎，政府的政策會照顧人民的基本需要，但是我們不相信一黨專政可以做到這件事，因為他壓制不同聲音，不讓人發聲，最終無法可以得到好的意見，或是讓政策得到充份的蘊釀和討論。尋求多點人可以接受的制度，你一定要開放黨禁、開放報禁，開放言論空間，讓多點民間團體走出來，香港的公民社會是相當活躍的，香港政府只需管好法治基礎。法治是相當重要，凌駕於政黨（共產黨），但現在是相反的，是共產黨領導整個國家，所以黨的決定是高於法律，我覺得是不能接受的。我們接受如劉曉波所說的憲制的民主，在憲法底下保障人民最高的權力機關，人民可以當家作主，政黨要為人民服務，是受到憲法上的制約，當權者或執政黨不能打壓異己，因為這不是國家富強所走的道路。
由七十年代開始，我們一直都在爭取政治的民主，因為沒有民主的話，就無法制衡極權，走錯路的時候全國都會跟著走。到底世界上有哪一個國家可以跟中國一樣，文化大革命可以走十年？完全打挎所有學習，所有大學都停學，出不到人才，不能讀書，全國都四周亂闖，全都是極左思潮，毛澤東都無法制衡。八九民運也是一樣，八九民運之後將一代人都壓制了，人們怎會信服你呢？你用坦克開鎗來鎮壓人民，結果是將整代人豁了出去，所以很多人有機會就離開。整個國家如何培植人民呢？到底中國可以容許幾多年青的人受鎮壓呢？
因為社會制度，因為一黨專制，所以必須強硬處理，這就是一黨專政對中國最大的禍害，是拖慢了整個發展。你看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寬鬆一點，讓民間有多點聲音，就自然有經濟發展，但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就會有選擇，他們會期待可以參與，希望可以影響施政，否則就會失去了人民的制衡時，社會就會出現貪污舞弊，拿到錢後就會離開中國，現在很多人拿著國家的錢移民，無人可以制衡。現在打大老虎周永康，其實只是一部份人，你沒有制度可以制衡他們，司法制度沒有獨立，事事都要聽從共產黨的命令，現在仍然是刑不上大夫，如果共產黨不革除黨籍，不移送司法機關的話，你根本沒有辦法可以審訊官員，你不能依法去審訊他們，因為他們高於法律，這又是一黨專政的禍害。
我覺得這不是民主自由、社會派、國粹派的問題，要有憲制的民主才能使國家逐步走向繁榮富強，共產黨不能高於法律，他們說了很多次「依法治國」，但共產黨仍然高高在上，所以它的政制可以隨時改變法治，因為是受共產黨指導。司法不能獨立，沒有憲制的民主，沒有憲法來限制管治政府的力量和運動，受人民的監察和監督，這怎能叫做民主的制度呢？
我會繼續堅持結束一黨專政，雖然我們不是採取暴力革命的方法，但我亦不同意本土論、港獨的言論，以為香港可以獨善其身。我們是一定要面向中國，中國不走民主，香港不會有很的空間，因為它就會壓制你。當中國沒有民主的時候，就不會接受香港有超過它的民主，我們不是依賴中國，才可以在香港推行民主，我們要兩條腿走路，既要在香港爭取民主，同樣我要爭取中國走向民主，結束一黨專政，實行憲制的民主，我們不覺得革命可以解決到問題，因為革命只是由一班人取代另一班人。制度不變，人民的權利不是受到憲法保護的話，這個國家是無法走向民主，一班人要去鎮壓另一班人的時候，是必然會走向極權。
所以我們爭取的是憲制的改革和民主，這是中國可以走和應該走的道路。在香港我們要畏寸土必爭，每一次我們都要爭取民主的基礎和空間，但香港仍然有一個好處，就是有一個獨立的司法制度，法律是凌駕於政黨，但同樣可以是受到操控。例如你看到梁振英的作風，他偏頗的做事方法會使到香港社會生態是對立多於緩和解決問題，他得勢不饒人的風格，令我們
回想長期國粹派鬥爭的經驗。你看到他們的嘴臉，他們欠缺獨立的思維、公平的原則、人們互相尊重的基礎，每個人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但不可以太過份，如果是扼殺和打壓不同的聲音和意見，是會造成衝突矛盾。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就是我個人的看法。
你可以看到七十年代是本土意識的抬頭及不同勢力團體的起步點，六十年代是沒有的，基本上都是七十年代才覺醒的。國粹派的人在內地做生意賺大錢，跟國內有很多發展的機會，另一方面你會看到民主自由派和社會派，是有一定程度的接近和合流，例如滙點與港同盟的合流，因為大家都著重社會的改革、公平，以及公民社會的活躍來制衡政府。
我相信大家的理念是一致的，雖然對國內的看法可能會有出入，但我仍然覺得需要面向祖國，不可以獨善其身，我絕對不贊成本土論的說法，香港不能純粹解決自己的問題就可以了。如果中國不走民主，香港不能獨善其身；我們不同新加坡，因為華人人口多，跟馬來西亞巫統可能產生很多衝突和矛盾，所以在馬來西亞容許新加坡獨立的方式下，新加坡可以有自己發展的空間。香港與華南、廣州一帶比較接近，因為南方始終跟北方有很多不同的文化，例如語言，粵語都受到打壓，所以是需要整個國家去解決問題，對不同的語言、宗教和力量採取比較寬鬆的做法，這樣的社會才會和諧及各自發展。我們需要多元化，不是一黨專政、一黨獨大，壓制不同的聲音和意見，這不是長治久安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