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 Hong Kong

​一、留學時期

 

嚴天生是一位屯門的原居民，自小在單親家庭長大，與母親及兩位姐姐一直以務農為生。中三那一天，嚴天生的媽媽不幸被英軍的軍車撞死，當時政府沒有社會福利署，亦沒有任何福利及援助，更不用說追究責任或賠償制度，只能依靠親人募款去處理後事。因著嚴天生的單親背景，以及媽媽的意外離逝，他只能投靠親人生活，替親人打工，亦曾當過酒店兼職侍應。

 

嚴天生心裡一直希望可以出人頭地，可是當時香港只有兩間大學，入學的門檻相當高，反而出國留學並非如想像中遙不可及。「77年以前，加拿大仍視留學生為本地生，每個課程只收取一百五十元加幣的費用，一年的學費只需付六百元加幣左右。」嚴天生在加拿大留學的時候，跟幾位香港人合租房屋，也會兼職打工賺取生活費：剷雪、割草、摘蘋果、打字……只要能夠賺錢的工作都會接。

 

七十年代香港學生運動的發展相當蓬勃，那個年代曾發生了數件重要的事件，例如保釣運動、反貪污捉葛栢、金禧事件和油麻地艇戶事件等，這些運動吸引不少學生走出校園來聲援和參加抗爭；有些參與者是基於民族情感、有些是基於反資反殖的思潮，亦有些是關注社會的不公義和被壓迫的弱勢社群。今天不少耳熟能詳的香港政治人物，都是從「火紅年代」的學生運動走出來的；嚴天生並不是傳統香港學運走出來的參政人，1976年至80年間，他正在加拿大的約克大學(York University)留學，雖然遠離香港，但這大學校園一樣深受到火紅氣氛所感染。

 

「本來我打算讀唸商業管理，回港後能夠出人頭地，但去到加拿大時就正值周恩來的乒乓外交，外國也開始了中國熱。我1976年去到加拿大的時候，就發現很多大學生每逢暑假就自費到中國參與義務工作（例如開英文班），回國後就跟同學分享自己的經歷，影響是很深遠。」

 

約克大學的教授曾到訪中國大陸，他們更開辦有關當代中國的課堂。「我在這裡開始認識中國，見到外國人的熱誠，他們吹噓紅色中國、共產中國的新希望，我們都受到感染。」大學還有「中國留學生同學會」，成員主要是來自香港、台灣及其他亞洲國家，雖然未開始交流，但嚴天生開始對中國產生了情意結。「那個年代對共產中國影響很大，尤其是教授探訪中國後，他們說中國的平等......所以我們有很多留學生覺得中國是有希望的，我的民族感情也開始發芽和滋長。」

雖然大學內彌漫著一片中國熱，但同時社會存在排外的情緒，當時其中一個爭議是政府的公共資源應否用來津貼外國留學生？留學生是否應該比本地生付較高的學費？因為不少留學生畢業後便會離開，不會留在加拿大工作。

 

「那時電視台有一個節目名為『校園大平賣』，鏡頭捕捉的全都是中國人的面孔，明明還有很多來自世界各地的留學生，但為何焦點或矛頭要指向中國人身上呢？有些少數族裔願意站出來，支持中國留學生的抗議行動，但唐人街的人卻對此事漠不關心，覺得與自己是沒有關係，這突顯了中國人的冷漠。」

 

這些排拒華人的思想其實不只出現在校園內，亦普遍存在日常生活中。

 

「暑假期間，我到了中國餐館打暑期工，會留意到外國人很排斥中國人，會稱他們為『Ching』。在外國人的眼中，所有中國人來到加拿大只為了賺錢，只是一個過客，沒有歸屬感。」

 

接觸過中國熱的思潮、經歷排外情緒和參與過校政抗爭(大學加學費)後，嚴天生開始關心社會和留意中國的發展，他亦作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在大學由主修商科轉為讀社會科學(政治及經濟)，還有學習中國的近代史及社會主義等理論。

 

回港後的頭一、兩年，嚴天生在中學教書，82年開始幫地區人士做選舉工作，由此展開超過三十年的從政生涯，直到2016年退休。

 

二、香港前途角力與政治改革

 

80年嚴天生回港，剛好是醞釀中英談判及「中英草簽」的階段。那段時間英國為了增加談判籌碼，於是放寬殖民地統治的手段，包括在82年開始推行區議會代議政制和鼓吹論政團體出來發聲，當時社會出現了很多學會（如：四方學會、滙點、太平山學會），他們發表大量討論香港前途的文章，討論如何撰寫基本法的條文。

 

香港英國政府希望在殖民地推動民主的發展，從而延續香港的管治權。

 

82年殖民政府首次推行區議會的代議政制(仍是一個小規模的選舉)，很多年青人和學生未曾全面去參與選舉，一方面是持觀望態度，另一原因是看到殖民政府的陰謀：「英國政府在八十年代以前都是用高壓的管治手段，而踏入八十年代後就突然變得如此開放，全都是為了增加談判的籌碼。除了在外交、兩國的主權上談判外，英國政府想製造一個局面，就是香港人自發地追求代議政制和民主的社會，突顯他們與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差異，將香港人變成一隻棋子。」英國看中香港人渴望多一點自由、民主，因此82年的區議會代議政制選舉是不容有失，他們不願意看到投票率低、參選人少的情況，為了營造出很多人參與的形象，於是官員們開始接觸鄉事委員會、商會、龍舟會、文藝協進會等組織，積極邀請人士出來參選。剛好嚴天生的姑丈被政府遊說出來參選區議會，於是他辭去中學教職為親人助選。

 

冷戰後的國共鬥爭和矛盾，繼續延續至香港前途的討論。

 

「要知道七十年代火紅的香港學運背後，都有中共的滲透，他們向學生灌輸了大量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思想，所以不少論政團體(如滙點)的口徑是相當統一，就是『回歸』、擺脫殖民地的框框，認同回歸中國。」從政治、民族感情上，他們認為無法抗拒回歸。當時在港的親國民黨陣營，希望香港回歸中華民國，他們曾經討論過要求英國與台灣談判，但基於政治、地理理由，這是不可能的。

 

八十年代還出現過香港獨立的主張。

 

「當時有幾個人，如鍾士元、黃宏發等精英，他們建議模仿類似新加坡模式，去思考香港獨立的可能性；社會曾經有討論過，但只是一段短時間。英國政府不會容讓你這樣做，她們也要顧及自己國家的長遠利益，例如匯豐、渣打的投資全都留在香港，獨立的短短幾年可以做到些甚麼出來呢？是即時死的，不是中國出手，是英國政府出手。關乎到國際利益層面的話，鄧小平一定不容許，是沒有可能的事情，所以這是政治的現實。」82至85年間，中英草簽都差不多大局已定，英國一定要將香港歸還給中國，從戴卓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門外跌倒的樣子，象徵著英國想延續管治，或香港獨立皆是沒有希望了。

 

在中英草簽後，香港市民覺得回歸中國已成既定事實，只不過是用甚麼方式回歸而已。後來得出一個共同的目標，就是用民主回歸中國。

 

三、民協的創立及分工

 

既然中英草簽已定，為了替香港爭取更多自由、民主的空間，嚴天生決定參加85年區議會選舉。

 

85年的區議會選舉還沒有政黨的參與，主要是論政和壓力團體這兩組人自己出來參選。壓力團體主要是指做地區工作、房屋和環境改善的團體，以改善交通、醫療、教育等議題為政綱。論政團體有太平山學會、匯點等理論派，但出來參選的人不多。

 

八十年香港的經濟開始起飛，但不少新市鎮(沙田、屯門、大埔)及舊區(深水埗)的居住環境出現了很多問題，壓力團體的政綱主力放在民生議題上，結果85年的區議會(壓力團體加上理論派)加起來贏得接近四份一的席位；而屯門區更有七男一女當選(嚴天生是其中一位，其他還包括吳明欽、蔣月蘭等)，當時被稱為「八仙過海」。

 

「85年區議會大勝後，有部份深謀遠慮的人想整合壓力團體，帶入政治上的『民主回歸』路線，這個『民主回歸』不單要將香港民主化，長遠更希望影響中國，以將來香港成功的民主制度感染中國的民主運動。」區議會選舉後，司徒華、陳立僑、和馮檢基等核心人物有意把論政和參政的團體凝聚起來，於是他們主動邀請一些認同民主運動的人士或團體(如：區議員、壓力團體、智庫、論政團體)，一起商討是否有合作的空間，包括討論如何保障香港在基本法的框架內建立民主、自由的制度，另一個重點是討論爭取八八直選。經過約一年的討論後，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簡稱：民協)終於在1986年正式成立，所以每談到民協的創立背景，自然會提到由不同的論政團體、壓力團體和議員辦事處組合而成的。

 

雖然有意整合所有支持民主回歸的參政和論政團體，但並不是所有組織願意加入民協，例如太平山學會和滙點，滙點後來更由論政團體演變成政黨。問及民協與滙點的路線分歧，嚴天生是這樣看的：「路線分歧是牽涉幾樣事情，第一可能是人的問題，即如果加盟了之後就會失去了應有的權力，第二是滙點跟中國的關係很密切，尤其是當時的新華社，他們摸不清民協到底是甚麼料子，如果貿然解散滙點去加入民協，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雖然滙點與太平山學會最終沒有加入民協，但民協仍吸納到大部份有政治能量、支持爭取民主的人士，成為當時最大的民主派政黨。

 

民協既有論政亦有前線工作。民協大部份政綱是論政團體撰寫的，例如87年的政綱主要是由張家敏及背後的人負責寫出來，亦有負責理論研究的理論家，如黃覺岸、周魯逸等。民協一直走中下階層的路線，不過八十年代一定要以基層行先，因為當時的香港還有工業、工廠和家庭工業，社會上的基層仍是大多數，反而中層階級還未崛起，在社會佔很少的比例。

 

早期民協最擅長打房屋議題。「我們以前打江山的時候，真的晚晚入屋邨開講座，與邨民慢慢建立關係。只要是與房屋政策相關，請願、抗議都是民協為主；遇到公屋問題，政府、房協和傳媒都會詢問民協，馮檢基亦是房屋委員會的委員，反而港同盟甚少關注這議題。我一直強調民協是絕不能放棄房屋這旗幟！」可是當馮檢基進入了立法會後，沒有成員承接房屋的議題，後來被王坤的公屋聯會所取代。

 

除了房屋問題，民協還關心交通、基建、老人權益及婦女權益等議題，並為這些議題成立不同的小組進行政策討論。嚴天生與羅祥國曾負責研究香港的交通系統和基建政策，「我們當時的犧牲相當大，我們差不多每星期開六晚會議，相當有系統地做這些工作。其實現在很多基建，我們的政策研究文件早就就已經討論過，是相當有遠見的，後來因為負責跟進的同事離開民協，加入港同盟(即民主黨的前身)，所以這些研究就擱置了。」

 

四、民協與港同盟

 

民協成立後面對的第一個難題是，六四事件後民協會否加盟香港民主同盟1(簡稱：港同盟)？這一次，約有一半的成員離開民協，加入港同盟。

 

港同盟的核心人物是司徒華與李柱銘。港同盟的成立一方面為了預備1991年的三級議會選舉，同時也集結了六四後反對中共鎮壓學生運動的力量，成為一個全港性的政黨，當年民協是被遊說合併的對象。「司徒華在89後提出結束一黨專政，這是很激的立場。民協當時有部份人沒有加入港同盟，很坦白，中國人的傳統政治，始終都擺脫不了個人的利益等私人考慮，民協到底加不加入，道理就猶如當年民協成立時，滙點與太平山學會的考慮一樣。」

 

這也反映嚴天生對民主的理解：「真正的民主發展，不是一小撮領袖的個人思維、想法，往往都是流於幾個人自己在暗室裡『傾掂數』，然後要其他人(黨員、成員或支持者)去支持和執行他們的想法，這是很危險的事情；第二是問責，民主的發展就是透明度、參與度，才能達到大家的理解和共識，如果透明度低，大家不清楚背景，只有兩、三人掌握資料，然後就向所有人硬銷，同時有些人又不積極參與，經常遲到早退和缺席開會，最後只會帶來很多質疑，做成很多步伐、看法、觀點不一致，很容易釀成分裂。民主的決策過程，從效率上、時間上的確是慢一點，但在一個團結面、共識爭取方面，效果永遠是好一點，這是共同責任承擔，我們不是寡頭壟斷、獨裁政治，應該是集體的，但沒有辦法，香港的政治團體很難做得到，可能這是傳統中國人政治觀點和文化。」

 

嚴天生從政三十多年，他將香港的參政人分成幾個階段：「第一批是85年出來，主要是壓力團體想要改善民生，另一批是回歸中國的問題而走出來，這一批人是真的為社區、社會和香港；89年再加一批，這批是中國的民主運動，比較宏觀一點的，覺得中國的學生被屠殺後，到底還應不應該結束一黨專政呢？所以91年多了很多區議員出來參選。91年選完以後，就開始政黨的發展(例如民建聯、工商界的自由黨、民協、民主黨、前線)，這些政黨要在議會取席位、取資源，所以重量不重質，總之你願意出來參選的話，政黨就提供資源。」

 

嚴天生感概的是，比較85、89及91年那一批負責創辦黨的人和理念，現在很多政治人只是機會主義者，不再談理念，即如何令香港成為最高的民主、自由的社會，從而影響中國。「八十年代時大家真的沒有太多私心，沒錢沒資源，全部文件都是手寫的，橫額是自己買布買油漆掃板，就算捱夜都要做，自己掛橫額、自己用油印機印單張，所以當時是非常艱苦，要自己墊支，單是屯門區我已花費大量的金錢，加起來都有數百萬元。」幸好嚴天生有太太的支持，讓他將自己的收入全部投放在社區工作中，太太就承擔家庭的支出。

五、紮根屯門──荃蕙書室

 

筆者約見嚴天生的地方，是位於屯門VCity對面的一間不大起眼的書店，這書店不只是他的大本營，也是他在地區推動民主的實驗場所。

 

「這個書社在83年成立，我們發展時是思考如何將不同的資源、階層的人拉在一起，於是我創辦了這個書社，由地區發展成立壓力團體，壓力團體就慢慢發展成政治團體，我82年開始當秘書，然後就要尋找服務的對象。當年我遇過一個個案，有一位弱智兒童的家長把自己的孩子推出窗外致死，又接到一些家長投訴，整個屯門區是沒有提供任何給特殊需要兒童的幼兒教育，全部都要坐『廠車』到深水埗、荔枝角、荃灣區上課，家長們很痛苦，每天一大早就要迫孩子坐『廠車』的後部，工人就會戲弄這些小孩子。同時，書社對面有一間中學，學生要面對升讀中六的壓力。」

 

嚴天生留意到這兩班人的需要，然而怎樣才能將這兩個群體動員起來呢？於是他免費替七、八個學生補習英文，條件是學生在週日做義工，替家長暫託這些弱智兒童到公園遊玩；然後他就組織這些家長，協助這些家長成立壓力團體，即是「弱兒關注組」，幫他們在屯門區爭取興建學校、校車服務、庇護工場等設施，後來成為了「恒樂會」及「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這個「學前弱能兒童家長會」由屯門遍地開花，全港各區都已經成立了支部，在深水埗有自己的會所，以前的主席都變成了太平紳士，即在體制內可以發聲代表了他們的聲音了。

當時沒有地方開會，於是開始租地方，但租金從何來？日間就讓學生提供購買文具、書籍及影印服務，又邀請鋼琴老師開鋼琴初班，結果就租了這個荃蕙書店的舖位。那些家長日間就半義務地過來工作，晚上就在書社內開會發展義工組，慢慢地加入了十多位義工，亦籌集了資金。書社的書架是義工們一手一腳釘出來，這些書架已有三十年歷史了。

 

嚴天生知道一個人的力量有限，為了開拓社區資源，他會用「獵槍式」的方式去推動民間動員的工作，簡單來說他不是做一對一的工作和回報，而是一環接一環的擴散開去。舉例荃蕙書店讓中學生可以寄賣書籍，這樣就可以吸納大量中學生過來；扣除營運開支後，剩下來的手續費會用來幫宣明會助養兒童，我們又協助輪椅團體「迎風群傲社」，資助他們維修輪椅和替長者搞生日會。再下一步是在書社搞講座，所以設有投映機，又可以讓社區婦女學唱歌，學成後我們會安排她們出外表演、探訪老人中心，大家都能受惠。他再按每一個議題成立壓力團體，例如連續三年搞屯門公路大遊行，終於爭取早上七點半至九點半的屯門公路設一條巴士、邨巴及校巴專線，保障屯門居民能夠順暢地到達深井以外上課或工作，當然還有西鐡。

 

嚴天生一直沿用這種模式改善屯門區的生活，但他有一個原則，就是不會把這個書社掛上他和民協的名字，因為這是社會服務和發展為基礎，而不是一個政治工具。為了令屯門居民信任他們，所以要將書社應該要跟政治分開，過去選舉期間書社不會作任何政治宣傳，除了今年立法會選舉，破例貼了一些馮檢基的宣傳海報，就算他自己去參選也不會貼任何宣傳物品。

 

六、原居民之情

 

「我是生於屯門、服務於屯門、死於屯門，這種感情我相信在原居民之間是甚少有人像我般強烈。」嚴天生的確想為部份原居民平反，並不是所有的原居民都是現在官商黑特權的受益者，也會關注地區盲目發展的禍害。

 

一提到屯門的未來各項基建及成為珠三角交通樞紐的時候，他總是會變得相當勞氣：「將來港珠澳大橋通車，赤鱲角通道會直駁屯門，本來08-09年起港珠澳大橋同步會興建西繞道，將所有經赤鱲角通道往機場(客、貨運)或珠海、澳門的車不用經過屯門市中心，直接在洪水橋下邨的隧道一路直通至機場。但政府竟然2009年政府為了省錢而私下找了23位民建聯的區議員，通過了新方案，將所有行車集中在青田路，即屯門醫院與鄧肇堅球場之間的馬路，那條路每天要應付二萬架來自蛇口、王崗、落馬洲、沙頭角的車輛，現在屯門長期面對空氣污染，將來再加上多出來的車輛……」

過去每一年嚴天生一直入文件，直到2016年7月，政府才接受民協的意見，重啟原來興建隧道的工程，但竟然遇到民建聯的留難，於是嚴天生忍不住找劉皇發理論：「你作為屯門區議會的主席、居民，為何我們不為屯門居民做一件好事？我和你都是原居民，我們的子孫都會在這裡生活，為何可以容忍政府如此拖下去？」就算現在立即開始西繞道的工程，都要十年後才完工，即港珠澳大橋落成後，屯門居民仍然忍受約十年的空氣污染問題。

 

對於心繫屯門的人來說，這是切身的環境和健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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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港同盟於1990年4月23日成立，是由當時的太平山學會和當時部分民協成員等一起創辦的民主派政黨，為今日的民主黨前身。港同盟是香港第一個全港性政黨。1994年10月2日，港同盟與滙點合併，成為民主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