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期 (二0一七年七月)

 

《民協經驗講座》

講者:許錦成 (民協創黨成員)

評論:呂大樂 (教大亞洲及政策研究系教授)

主持:江貴生 (民協成員)

講座文字整理:劉麗凝

​主辦:基層大學

協辦:城大專上學院社會科學部

​本文整理自2017年2月26日﹝重塑社區經驗講座系列:第二節 民協經驗﹞

講者:許錦成(民協創黨成員)

 

讓我先介紹自己的背景,我80年代於中大社工系畢業,畢業後一直都是做社區工作。今天我被邀請分享「社區的經驗」,社區經驗可說是民協的品牌。

 

我嘗試將社區工作做兩種分類(社工式的和參政式的),然後看大家想把討論重點放在哪一個。無論是那一個分類,我都認為有「變與不變」的部份;所謂「不變」的是指價值觀、信念和目標,而「變」是指每個不同的社區,介入的手法、服務的對象可能也不一樣,或者是整個大社會氣氛,因為工作的手法、策略都會改變。

 

如果純粹講社區工作經驗的話,特別是從社工的專業來說,基本上我們進入社區,是不會有任何先設的工作,但我們有價值觀和信念,例如嘗試做到社區的自主,讓社區內的居民可以決定社區內的事務,還有建立社區的歸屬感,培訓社區的領袖等,這都是我們希望達到的目標。

 

參政式的社區工作就有點不一樣。以民協作為例子,民協於1986年成立,由十多個團體組成,民協是一個參政團體,這個參政團體的前身大多是以民生關注組的形式,通過參政的途徑去關注社區的事務,例如馮檢基代表深水埗民生關注組出選83年的市政局,李永達來自葵青區的石籬民生關注組。當時大家有一個信念,就是認為社區是一個推動居民參與和教育的地方,甚至是推動民主信念的平台。

 

馮檢基83年參選市政局時提出「一加一大過二」講法,即民選議員加上一個壓力團體這兩重身份,可以帶來更大的發揮和影響力。馮檢基當時擔任公屋評議會的總幹事,負責推動公屋區重建的工作,因此馮檢基當選後可以更有效地利用這兩重身份去影響政府的房屋政策。

 

當時大部份重視地區工作的議員(包括區議員、市政局議員)都認同馮檢基提出的「一加一大過二」的想法,他們會在屋邨內開設自己的議員辦事處,同時成立自己的居民團體,去推動居民的社區參與。如果只設立議員辦事處,就會令人覺得義工只是來協助議員,但如果我不想協助議員,只是想幫助社區又怎麼辦呢?這個時候你就可以加入民生關注組。

 

另一個重要的背景是《中英聯合聲明》的出現,提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在殖民統治時期,港人沒有心理準備要去建立港人的管治班子,當港人治港的問題出現了,我們發現如果只搞民生關注組,是回應不了整個社會的歷史,因此看到有迫切需要搞政黨,這就是民協成立的主要原因。

 

民協議員的特色是重視社區工作,會推動居民參與,也有居民團體,這就是我理解的民協特色。為何民協這模式在八十年代如此成功呢?從我的經驗來說,因為社區裡真的懂得去組織居民、回應社會需要的人不多,傳統的組織(如街坊會) 不太懂得用社工式的組織方法去組織居民、爭取權益;當時的政府仍然處於相對封閉的狀態,他們在很多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做得不是太理想的,社區問題(尤其是公屋重建的問題)相當多,這是組織者是最歡迎的狀態,同時是對我們最有利的狀況,我們用社工的手法,按社區的需要做社區工作,簡直無往而不利。

 

85年代表公屋評議會參加區議會選舉的候選人,超過九成是當選的。當民協在86年成立做政治團體,而非政黨的時候,都會有它的政治理念。民協很強調地區的工作,以接近社工式的手法,按居民的需要去組織居民去回應社區的需要,為他們爭取權益。

 

當然爭取權益的事件未必是地域性的,例如我在竹園區的環境衛生,跟長沙灣的環境衛生沒有關係。但如果從一個政策層面來看,例如今天我爭取重建公屋的政策,除了竹園區外,還有樂富等其他社區都受影響,所以那時民協一直用民生的手法入手,但以地區作為基礎,同時又回應整個大社會環境,特別是八、九十年代的房屋政策,政府做得不是太完善,有很多可以改善的空間。

 

民協的全名是「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我們覺得民主、民生是要並進的,我們用民生政策、社區問題、社會政策和居民,尤其是基層市民最關心、最觸動他們的事情作為入手點。我們進一步推動民主的訴求,而訴求是民主回歸;我們認同是要回歸的,但回歸是要爭取民主的制度,所以民協通過地區去推動民主,然後去回應一個小社區,甚至是大社會的氣候,民協從88年區議會選舉、91年的立法會選舉及94年的區議會選舉,一直都在配合這條路線。

 

我們的地區工作能否回應到社區?如果區議會選舉是一個指標的話,我們在94年的區議會成績是理想的,在眾多的政團中是最好的,有八成的成員當選了。如果我們說80年代到90年代初,民協的主要對手是建制派,不過無論在地區組織還是選舉策略上,建制派以往都不是太成氣候。92年民建聯成立,我們都認為他們根本就不成氣候,就算去到99年,如果純粹講地區組織,甚至從政黨的角度去看競爭,我們覺得如果繼續用民協這一種深耕細作的社區式,組織居民反映意見,這種手法仍然可以在區議會選舉擊敗建制派的,但慢慢你會發覺建制派在進步中。事實上,組織居民是需要需要有事件發生的,事件就是行動的推動器來的,如果沒有事件就無法推動的。坦白地說,九十年代,特別是九七以後,我們服務的屋邨,已經再沒有太多黑白分明的事件發生了,就算是房屋政策政府已改善和落實得七七八八了,變成只能去做個別社區的事件。同時,建制派開始學懂得這些組織的手法和工作。

 

我還想補充一點,政治選舉都是要講政治氣氛的,過去有兩個重要的事刻對政治選舉帶來很大的影響,一個是89年的六四事件,另一個是03年的七一大遊行。六四事件後,不少市民支持民主派,但民主派內部開始有一些區別,有些走前一點,有些做回溫和民主派,我覺得這對細區的影響不是太大,區議會選舉只影響一萬多選民,這分別在立法會的層面才會顯現出來。

 

03年七一大遊行後,對民協、甚至是整個泛民政黨開始帶來衝擊。如果你單看2003年的區議會選舉成績,建制派是大敗的,特別是民建聯,但以後的立法會選舉及四年後的區議會會選舉,建制派開始大勝。如果大家有印象,03年區議會選舉後出現一篇《區選無間道》的文章,解釋建制派(尤其是民建聯及工聯會)如何去處理自己的區議會選舉。03年七一大遊行後,中央政府覺得香港是有機會失控的,甚至去到一個關乎政權的問題,於是決定全方位介入香港的選舉。你看到04的立法會選舉、07的區議會選舉,建制派開始放了大量資源在社區,就是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蛇齋餅糭」,這對於非建制度的地區工作帶來極大的衝擊。

 

基本上地區工作策略可分為1)社區福利、2)社區服務和3)社區組織,社區福利就如「蛇齋餅糭」般派給市民,基本上甚麼都派,但現在的建制派又並不全都停留在「蛇齋餅糭」這個層次,他們都提供自己的社區服務(例如維修服務),工聯會本身都有自己的黨工,會定期探訪、關顧居民。按以上的分類,80年代我們落區主要是做社區服務和社區組織,重點是社區組織;我們沒有資源去派福利,亦無需要去派,因為單是處理社區問題經已足夠。現在區議會選舉的文化,我們都被迫去派,不可不派,中產階層當然不需要,但基層、公屋階層的市民是相當看重社區福利的。

 

03年七一大遊行後,對於我們這些政治組織的衝擊是,建制派全線將大量的資源投放在選舉工作中,充足的資源有利於他們操作區議會選舉,建制派經過三、四次的區議會選舉後,就已經完全掌握了遊戲玩法。

 

所以我一開始才會提出一個分類,到底你們想知道的是民間社會、社工式的地區組織,還是政團的地區組織正面臨甚麼挑戰?這完全是兩回事。

 

如果是民間社會去做,我不覺得有甚麼挑戰,主要的挑戰只是沒資源,假如政府繼續提供資源讓我們做社區發展工作的話,我不會覺得任何社區有什麼挑戰。我的價值觀信念就是回應社區的需要,我會相信任何人都是有不同的需要,不同的社區特色;你的挑戰變成如何變化你的手法,所以我一直說變和不變,不變就是你的價值觀和信念,尤其是你是一個社工,變得是你的手法和對象,所以我覺得要分清楚,如果我們一般地區,我們跟民間團體的工作應該沒有太大的分別,只是社會不同了,政治氣氛不同了,你做的工作就自然會不一樣。

 

 

政團就面對很大的挑戰,因為對手目前三樣都在做,包括社區福利、社區服務及社區組織,他們在社區組織上一樣都在爭取一些小社區的事件,到最後的目標當然是爭到議席。

 

民協的目標是不是全放在競爭議席呢?我們當然會考慮到議席,否則就不會考慮參選。但我有社工的身份,當我做議員的工作的時候,我會用社工的特色去做議員的工作;但面對自己的議員辦事處、議會或做議員的身份時,我的確是面對一些限制,不能完全用社工的方式,因為如果我繼續只用社工的手法,我就可能不再選贏議席了。

 

主持:江貴生(民協成員)

 

目前政團面對社區工作上的問題比民間團體複雜,民間團體可以有空間去思考如何介入政治,或者將街坊政治化。民協爭取議席的概念是:用社工的手法去推動一些事情,以及去感染這一班在社區裡的人,會有一點意識上的提升,因為社工經常會提到社工提升。目前面對的困境是,建制派抄襲了你的手法,他們既在區內既做社區服務,又做社區福利,再加上其他的小修小補,他們通通都做得到。因為政府對政治團體採取親疏有別的態度,故在社區問題上政府較傾向聆聽建制派的意見。在一個資源不對等,但建制派能夠做的工作比我們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的工作就變得越來越困難。

 

如果有民間團體,他們累積到一定的經驗,然後開始考慮參政的時候,他們必然要面對建制派壓倒性資源的這個問題。中共暫時未有太多方法對付香港的民間團體,因為民間團體在規模上相對比較細;但當你參選區議會,甚至成功當選後,中共就自然有方法去對付你。

 

剛才許錦成提及到民協一直的變化,近年連社區工作都開始面臨很大的衝擊,例如過去主張的社區為本,我們盡量去發掘街坊的需要,以及處理、服務、組織街坊去解決一些問題,但現在可以解決的、或需要透過組織去解決的問題變得越來越少,能夠針對的社區政策已經消失得七七八八。在手法上,有些人覺得我們做了三十多年,但一直沒有結果,然後叫我們離開。這些評論我們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答案,到底這套方法是否真的沒有用?新、舊之間到底是不是一個真的衝突呢?

 

接著下來我們有請呂大樂教授評論剛才許錦成的發言。

 

評論:呂大樂教授 (教大亞洲及政策研究系教授)


我先做補充一下我對民協發展的理解和淵源。我在77年曾經擔任SoCO(社區組織協會)的義工,那時馮檢基是SoCO的職員,因此與他相熟起來。83年馮檢基參與市政局的時候,我也有幫忙助選。我與梁錦滔、譚國僑是浸大同學,我們曾一起在安置區搞補習班和社區組織,所以八十年代跟他們很熟。

 

我理解的居民運動、民協,甚至現在社區參與的轉變,是不能避免將討論追溯到SoCO的發展和歷史。SoCO邀阿倫斯基的徒弟來港,分析香港採用阿倫斯基式社區鬥爭的可行性,研究後說香港應該做不到,但SoCO的成員沒有理會,結果又真的做到將阿倫斯基的理論引入香港,這是相當有趣而又諷刺的歷史發展。SoCO引入社區行動,在社工界推動社區發展等服務工作。受過阿倫斯基式理論影響的社工,他們在業餘時期或工作的框架下,支援自己的社區或其他社區組織和行動,這是七十年代初至中期重要的發展。

 

於是你可以在不同的社區看到:例如楊森在觀塘組織天台木樓的居民、馮檢基在大坑東、馮可立在九龍灣……你在不同的區內都看到類似的組織團體的出現;而同一時間,港英殖民政府正值推動清潔、反暴力罪行等運動,所以那是一個頗微妙的時間,殖民政府很努力去發動所有的機器去推動她的社區組織,同一時間有很多居民在她的系統以下成立了自己的組織,雖然當時仍然是有舊派的「街坊福利會」。

 

除此之後,親中團體也有自己的社區組織的,我記得以往的觀塘早已有「蛇齋餅糭」式的活動,例如一元包旅遊車去旅行和燒烤,在那個年代來說是相當吸引的,不過在七十年代的氣氛來說,親中團體是不會介入社會的,除非他們覺得不介入不可,這是親中團體在1967年後面對的尷尬情況,因為如果繼續要衝擊殖民政府就好像延續了67暴動的路線。況且毛澤東提出了三分世界的理論,英國都只屬於第二世界而已,他們要真正鬥爭的對象是美帝和蘇修,英國並非他們的主要敵人,所以在當時的社會狀況底下,盡量減低衝擊殖民政府,免得動員群眾上街要求終結殖民統治。於是左派只搞蛇齋餅糭,就算見到有社會矛盾都不敢介入和處理。

 

「街坊福利會」更不會處理社會矛盾,因為它是政府栽培出來的,而且他們老化的問題頗嚴重,於是出現了剛才許錦成所說,如果那個時期任何人敢進入社區做街訪,只要夠努力的話,怎樣都會做到點成績出來的,甚至去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地區選舉也如是。我記得陸順甜出來參選油麻地區,那時的油麻地被視為不可思議的世界,為甚麼這樣說呢?首先油尖旺充斥著黑社會或龍蛇混雜的人;另外有些私人樓宇的社區,根本連門訪也做不到,那麼如何進行選舉工程呢?於是陸順甜就決定擺街站,他在街頭放一塊宣傳板,然後就開始派單張,向街坊講解他們居住的環境出現了甚麼問題,例如有街坊反映房屋的滲水問題的話,大家就商量一下如何去處理問題。今天就算泛民擺街站,市民不單不會去提出問題,可能會直接指罵你,但這些社區組織卻可以在港英系統之外存在。

 

事後回想,這是香港七十、八十年代的城市發展,而且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轉變,由麥理浩年代通過興建公屋,然後去推動新市鎮的過程,基本上每天都有社會矛盾爆發的,所以那個年代很多人參與涉及搬遷徒置、舊式公屋的行動。

 

地鐵通車後就出現了微妙的佈局,就是加快規劃原本短期內不會發展的土地(如九龍灣)。九龍灣曾經是一個巨型的安置區(約60-100 幢的樓宇),你如果從安置區的一端步行至另一端需時約三十分鐘。一旦出現了地鐵系統後,沿線的房子就一定要清拆,然後興建新的房屋,結果一拆就要搬遷。同一段時間,你又要面對大量的非法移民來港,當時政府亦要處理木屋區的問題,於是又要進行木屋遷拆的工作,這樣就會騰出了原本在市中心內未發展的山坡和土地。

 

第三是舊式公屋的設備是很破落的,但是當時的政府沒有很清晰的地區重建計劃。假如你晚上去探訪大坑東的社區,你會見到父母兄弟守在浴室門口,以防止別人偷窺,原因廁所、浴室的門是破爛的,只要經過打開門就可以看到人在洗澡。我記得油麻地艇戶事件期間落區派傳單,那一天正在下滂沱大雨,你將傳單遞入房門後,轉眼間小朋友便把你的傳單摺成紙船,然後你就看到這小紙船在走廊上漂浮,因為每逢下雨房子就會水浸,浸到約一吋高的水位,今天你是很難想像如此惡劣的居住環境。


還有當年木屋村大火,我當時在浸會大學唸書,有一次我讀報紙看到昨晚馬仔坑大火,然後就決定與梁錦滔、胡文龍等去探訪馬仔坑居民,看看有甚麼可以幫忙,到了馬仔坑時發覺居民仍未徙置,大家正圍坐在一些,擔憂不知如何是好。你作為一個學生,然後與這些街坊聊天,就發現可以開始組織居民。前一晚大火,第二晚其實民政處還未落區,徨論做居民登記等基本工作,你就可以開始組織這一班居民,你就變成組織者了。

當時的社會就是充斥住大量的搬遷徒置、舊區重建的事件,因而你會看到七、八十年代出現大量的居民參與,背後是社工支援的居民組織出來的。所以去到七十年代末,香港開始討論壓力團體政治,因為覺得如果只是區內的個別事件,是不足以影響政府,於是開始成立壓力團體,例如公屋評議會,實踐「點線面」的策略,並圍繞著房屋議題發展壓力團體出來。

 

壓力團體又可以發揮多大的影響力呢?當時還未有政治化和政治參與的議題,因為港英政府不會下放任何的位置出來,所以當時討論的是壓力團體政治等問題。這個過程慢慢開始出現了一些衝擊,那個年代的居民組織,是有別於互助委員會,因為他們不只敢於觸碰社會矛盾,更有街坊的參與和領導。假設你要培養一個街坊領袖出來領導行動,最理想是當進行記者招待會或行動時看不到組織者,最好所有出席都是街坊來的,其他人應該隱藏起來,或者假扮街坊,千萬不要讓人察覺,否則你就會被人批評為包攬代替。培養一個街坊領袖是關鍵的考慮,過程需時甚久,人數亦不會太多,七十代末大家都在慢慢發展中。

去到八十年代初,才開始出現區議會直選,區議會最初出現的選舉其實不太吸引,因為區議會只是一個諮詢組織而已,但下一步面臨前途談判的衝擊,市政局會亦會出現選舉,於是引起當時社區或行動組織者圈子的討論,其中一個熱熾的討論是,到底馮檢基應否去參選呢?大家辯論了一段時間,主要的爭議在於到底加入建制的目的是甚麼?所謂的「又傾又砌」、「位置之戰」等論述是在這個背景開始提出來,你要將參與變為一個合理化的想法,一開始其實沒有想得很長遠,未知道如何與前途問題掛鈎,但如果港英政府開始在地區選舉內做好大的動作的話,而你很快就要面對一個大的挑戰,就是她有一些足夠民意、新的地區領袖,及新的組織出來,你到底如何跟他們抗衡呢?他們就更明正言順地參與選舉,然後支持政府政策,你抗議的氣勢就會減弱。

 

於是馮檢基與李植悅帶頭在深水埗參與區議會的選舉,許錦成剛才也提到80年代中期至後期,是居民組織參政的黃金時期來的,當時的討論是到底香港會否出現「公屋黨」呢?因為公屋評議會派出的參選者,幾乎百分百當選的。記得當時建制派(工商界)的代表李鵬飛覺得這些選舉很不公平,因為組織者可以去社區動員居民去投票,當然對社工有利,因為他們在屋邨工作了一段長時間,但工商界人士連屋邨的位置也沒有印象。當時的李鵬飛講過一句名言,到現在我仍記憶猶新,他用了半生的精力去獲得政府的委任,按步一級級升上立法會行政會,但當前途談判開始時,這班年輕人走出來要求「港人治港」、「香港民主化」, 忽然間政府「改球例」,工商界難以適應之餘亦覺得不公,因為假如鬥「落區」的話,就一定鬥不過社工,社工可以與街坊打關係,但商界連誰是街坊也不太清楚。當年有這種說法,背後是因為七、八十年代城市的矛盾都是集中在徒置、搬遷、舊區重建的問題上,因此亦容易在公屋社區獲得大幅群眾支持的基礎。

 

過去雖然有公屋評議會的出現,但但沒有真正扣連、擴闊,甚至走出以公屋或與居住有關的議題。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初期,我們可能錯過了探討成立工黨的時機。你從一個社區孕育了這一批的力量,而這班人可以進入議會內,但到底要搞一個怎樣的議程出來呢?又或者想帶甚麼入議會呢?

 

當然下一個階段,八九問題將問題變得難以涵接,完全變成是另一個議題。它已經將香港政制發展的主要矛盾變成中、港之間的矛盾,不再是單純的民生議題。所以大家都忘記了那幾個轉變,例如當初工商界最害怕民主化是因為這班公屋群眾,所以反對進一步民主化,因為擔心大派免費午餐,反免費午餐是當時最主要考慮的問題,他們擔心基層的選民會坐大,所以不能進一步民主化,不能將當時的議題涵接。

 

第二個大問題是八十年代中期,議會的發展是非常急速的,急速到短時間內開放全部議會,甚至議會的議席是可以透過間選選入立法會,然後突然又開放立法會選舉。這速度甚至快過基層組織者所能涵接的,因為他們在短時間內難以培養到可以應付立法會的人選,例如他們做立法會議員會講些甚麼呢?或者做甚麼?議程是甚麼?這是當時涵接不到的東西。

 

當然事後去看可以有不同的觀點,其實這個組織者與被組織者的關係一直都存在一個微妙的理解,七十年代組織者的主要目標是要在社區內組織到一個街坊代表出來。當時沒有「充權」這個一詞,但我們在SoCO學到的理論是「任何一個綿羊見到血就會改變,不會再如此純品」,所以我們要讓他們經歷與政府抗衡和衝擊過程,這樣他們就會有意識和角色上的改變。記得梁錦滔、譚國僑進入一個相對和平的社區工作時,他們的手法是搞補習班,一兩個月後就說因為關心學生的學習,所以想接觸家長會面,見到家長時就提到沒有休憩的地方,可否叫房署將一個有蓋的安置區用來做溫習室,家長當然會贊成,於是要找一個家長代表或街坊,帶領我們爭取一個溫習室的空間,你要用這個過程找一個家長代表,但最終能否成為領袖其實充滿了未知數。還有另一個規矩,就是爭取的過程到最後決定行動的去向仍然是那些街坊,如果他們爭取到自己接受的成果,就算你如何不甘心都要鳴金收兵。這些是以前必須要考慮的東西。當然背後是有精英主義的意念,因為我是精英,我在組織街坊,不過我不可以代替他們,所以我要「捧」或「湊大」這些街坊成為跟我類似的人之後,我就可以離開了。

 

你可以批評他們是精英主義的行為,或者是假的「街坊主義」,當然現在會有人說我身兼街坊和組織者的身份,於是我就可以做領袖。但當八十年代議會議席速度的增長快過你可以準備的時候,於是更多社工或活躍於壓力團體的人就直接去參政了,包括教協、司徒華都自己走入議會,當然這也包括香港的前途問題大議題,所以注意力都會有大改變。如果我們分析九十年代越來越多人參政後,居民組織是否走入衰亡?想回到衰亡並不一定只關參不參加選舉的問題,你一定要看議會渠道開放的速度及議題的改變是甚麼。如果我去總結以上的歷史和經驗,我覺得的確是無法扣連、立足在草根而又清晰的政綱,又能夠將不同的點串連在一起。你可以說是錯過了機會,或者有心無力做不到也好,我自己個人的意見認為,當年即使很努力亦不一定會成功的。

 

大家不要忘記八十年代後期,以至九十年代初期的香港,對一般的草根社區而言,是一段頗為風光的時光。記得我當時做博士論文,題目是外快女工,所以經常走到屯門的屋邨做訪問,做完訪問後我要出去市區,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要早走,然後街坊晚一點下來遇到我,問我為何要等巴士,坐小巴吧。他們還會教訓我:「唉,年輕人,有時花點錢省點時間,很容易就會賺回來,只要我今晚回家多車一兩件衣服就可以賺回來了。」那個年代大家都相信這一套。我當時又認識一位車衣女工,她是可以賺到一萬多的薪金,只要願意加班就可以賺得到;她的丈夫是中港貨櫃車司機,人工很高,但不幸地在內地有了外遇,所以當時就算在公屋內講草根的議題,到底有沒有人理你呢?我不清楚,可能他們關心的是另一個議題。

 

可能還有其他缺憾,八、九十年代不少市民由市區搬到新市鎮,我記得當年有居民被安排住在威爾斯親王醫院附近的位置,那時居民覺得位置很不方便,但現在已經有地鐡站在附近了。那個年代沒有再進一步去掌握其實新市鎮再下一步發展,到底社區的需要、不足的地方在哪裡?有甚麼可以做?唯一屯門區可以探討交通、學校等問題,其實亦缺乏推動進一步發展。

 

另外,當社區逐漸出現大量新的議員之後,很多街坊覺得與其跟組織者慢慢開會從長計議,然後再選一個居民代表,再討論去不去請願…..倒不如直接找議員去反映和跟進問題,這些都是組織者不能迴避的問題。事實上建制派都出現了改變,九十年代他們的確有一個很大的調整,就是他們都要準備迎接回歸,以至可以成為未來管治的重要基礎,因此他們都會開始搞社區工作。

 

我認為民協當年的前瞻性意識仍然不足,看不到整看不到整體社會、政治環境的大轉變,甚至可以帶出甚麼新議題出來。

 

以至今天,公屋評議會還存在嗎?

講座背景:過去十年,在急風驟雨式社運下,彷彿只有建制派才會以社區作為平台。沒多少人提起一些民主派及民間團體,其實都以(或現在仍以)社區為家,留下不少有關七、八十年代社區動員及人民抗爭的火紅記憶。如今,在「網絡社區」、「網絡動員」流行話語下,社區是否難再作為團結及抗爭的平台?或此刻正需要有心人重塑社區經驗,注入新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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