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期 (二0一七年七月)

 

《八十年代香港社會民主主初探》

受訪者:鄭偉謙

訪問整理:劉麗凝

個人簡介

鄭偉謙:《工人文藝》執行編輯,屯門樂活書緣店長。

畢業於嶺南大學及城市大學 , 註冊社會工作者,店員,詩人,輔導治療師。

鄭:民協是由十幾個壓力團體組合而成,馮檢基是「深水埗民生關注組」的成員,他是否都抱著社會民主主義的意識形態呢?七十年代他作為一個社會派,他是否像七十年代的托派或無政府主義者一樣,有很穩固的意識形態呢?最穩固的可能是曾澍基,他由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都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不過香港有很多這類意識形態的人,你不能擔保最後會走向建制還是民主派。以王卓褀為例,他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亦深入研究北歐的社會民主主義,但當他入了中策組後,到底會不會變成保守主義者?一個人的信仰與其遭遇的志業和身處的職位可以是很不一樣的。因此要在香港找一個純粹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是相當困難的。

問:你認為香港的社會民主主義源頭是來自曾澍基嗎?

鄭:很難說的,不少人都是以學者的身份去研究,他們到底是信仰還是研究社會民主主義,還是純粹看社會民主主義在香港推行的可行性?一直以來,香港的左翼運動很少佔到優勢,雖然香港過去有政黨政治的發展,但沒有一個真正的社會民主主義黨,或掛出社會民主黨的旗號出來。


八十年代,最基層的民主派是民協,但由於民協是由不同的壓力團體放在一起,除了壓力團體外,還有一些智庫,例如《新社會論壇》是民協核心的智庫。有趣的是,原來陳婉嫻的文章都可以收入《新社會論壇》裡面,所以我再一次強調:一個人的取態,無論是向左還是向右移,與他個人所信仰的意識形態可以是沒有關係的。可能因為他身處不同的處境,所以修正自己的看法。我們永遠都不會知道到底他所信仰的是甚麼。魯凡之在2012年特首選舉時,他透過很多YouTube影片去分享對行政長官的評價,亦曾在自己的網誌上撰文討論行政長官選舉與社會民主主義的關係。

我回答不了甚麼人信仰社會民主主義,王岸然自稱為社會民主主義的人,他抨擊過當時的社民連,我引述一段給你看:

「叫人失望到極的一屆立會這等怪現象,別說激進的社民連看不順眼,民主黨之中有很多八十年代就服務基層的骨幹成員,當年與政治明星但不知民間疾苦的李柱銘之流結盟,只為互相利用,據聞今天選舉回歸基層路線,這是好事,但一天不下定決心掃除大佬文化,回歸早年的兄弟班合作關係,民主黨不會有明天。
社會民主連線組成之時,打正旗號自稱貨真價實的左派,但自始就由一個右派自由主義者的黃毓民作領導人,第一項活動是大派避孕套,說要推廣什麼『快樂政治』,早就讓社運界中的左派人士絕倒。年多下來,予人的感覺只是四五行動的擴大版而已;社民連的政治路線更是條理不清,去年領導人不理黨內不同意見,硬是支持自始至終都賤視基層的大右派陳方安生,結果是熱面孔貼上冷屁股,陳太當選後高興開香檳慶祝,不見社民連一人,之後陳太的集團也無用眼尾一顧社民連中人。」1

這段文字應該來自王岸然的網誌,題為《叫人失望到極的一屆立會》,當然可能是牽涉到私人恩怨,但他所說的又不無道理;如果社民連是一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找一個怎樣的人去領導這條路線是一件重要的事。要知道這些事情,其實可以多留意網台,網台有很豐富的資源。當年我一直聽網台,及在社民連參與一些民間電台的工作。民間電台先於社民連,或是同步發生的;因為香港的言論自由不斷收窄,所以民間才要抗爭、搞公民抗命,我們需要反抗的力量來制衡建制派壓倒性的力量。

 

社民連當時是如此回應的,無論是長毛或是陶君行,說:「在香港不搞一個托洛茨基的共產黨,我搞一個比較溫文的社會民主主義的路線的黨,但見到香港這樣的現象,例如政府打壓我們,我們都是需要抗爭的。」這是社民連論述的表述方式。

問:當我翻看民協的政綱和文獻,基本上都沒有提及過任何「社會民主主義」這個詞,唯一例外的就是來自《新社會論壇》這本刊物裡,有數篇關於社會民主主義的文章。這些文章大多是分析歐洲不同時期的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為何過去一提及民協就說它是走社會民主主義路線?如果單從文獻來說,連繫好像不太明顯。


鄭:沒錯,所以我才會有這個疑問。我們看壓力團體、智庫與民協本身的關係,民協到底是不是一個黨的關係?如果你看維基百科,它不以黨作為自己的名稱是有關,因為民協是一個多元的聯盟,到最後變成政黨的發展(如一人黨、幾人黨),這是後話。黨的性格或組織的變化,變得越來越不夠多元化,或依賴一些人做中流砥柱,這是另一回事。

 

《新社會論壇》「編者的話」是這樣寫:

「新社會論壇的創刊號終於面世。本刊既是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的機關刊物,同時是本港民主運動的理論刊物。作為前者,本刊將討論國外有關理論及實踐經驗,再結合本港的發展,為民協進一步政黨化的發展方向起帶動作用。」2

即是編者想引入理論去審視民協有機會走的方向,如果創刊號是以社會民主主義作為一個大的方向,我相信他們當中是有這個共識的,包括當時的魯凡之或馮檢基(創會主席),相信馮檢基當年有考慮過引入社會民主主義。

「作為後者,本刊將試圖改變本港民主運動中過份實用主義與經驗主義的傾向。現在各政治團體,極少進行理論總結,形成了為『奪權』、『掌權』而存在(唯一目的)的團體,對本港政治發展不利。本刊希望能成為一份較有份量的,真正能提到社會科學層面去討論問題的刊物,促進民主運動的健康發展。」3

 

他假定了整個民主派,或政黨政治很容易變成一個要奪權、爭議席,要犧牲一些人而去捧某些人上場的情況。他們很擔心,到底是不是沒有一個理論根底去走黨的路線?沒有理論根底而發展成為一個投票黨、選票黨?《新社會論壇》將社會民主主義放在創刊號的第一個文章,作為一個文學編輯自然會將最重要的東西放在最開首。

「本會會員,著名政治評論員魯凡之先生詳細地介紹了社會民主黨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淵源,而其他兩篇文章則重點描述了西方三個社會民主黨的發展與綱領,以及總結整個社會民主主義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各方面的政策取向,對加強認識這個重要思潮與政治黨派極有幫助。」4

後面就更厲害了:

「本會會員,正在美國攻讀經濟學的陳志誠替我們剖析西方『反托辣斯』政策的發展,對關注本港公共事業監管問題的讀者來說,頗具參考價值。」5

這是一個左翼自由主義的東西,雖然左翼自由主義是近年才興起的詞。當然一本書是不足以判斷所有事情,但當時有一班人嘗試用堅實的意識形態來主導黨的發展方向,及如何旗幟鮮明地去吸引別人的注意。民協是否披著一個意識形態呢?是要懷疑的。馮檢基在《新社會論壇》在「主席的話」是這樣說:

「民協確立自己『植根基層的民主派』的目標和方向。朝著這方向,民協在積極倡導民主政治,爭取『港人治港』和維護香港的司法獨立及港人的基本人權和自由的同時,也致力使社會資源更合理分配,改善中下階層的生活質素。......出版刊物、舉辦研討會、講座等等都擔當著這種思想交流的角色。過去一些『民主派』的參政團體大都流於對政策的評論(原來馮檢基認為政策的評論是不夠的),而缺乏對社會、經濟、民生,以至中港關係等進行較深化的理論探討(這已經是意識形態的層面)。」6

在英殖民政府統治時期,政府政策都是由上而下推行,市民沒辦法左右公共政策,甚至有些立法會議員根本是買辦來的,雖然有直選,但可能是買辦的殘留。過去我們都在回應港英殖民時期所施了下來的政策,這些政策從何而來?英國的下議會的執政黨首相。香港市民無法投票選任何一位英國下議院的議員,因此無論他們推出任何政策,香港人只能回應政策的好壞,然後用社會學的分析來說到底是否公平分配、符不符實用主義,令香港社會安定繁榮?香港人能否繼續用投機、做生意的機會主義去生活……這是香港人的預定心態、是非判別的方式來看英國帶來香港的政策。

 

七十年代的香港學生運動是可以透過意識形態來爭取學生的支持,但八十年代的意識形態討論已經消失了。開始有一班中產、學者出來討論政策科學、公共管理的東西,這正正是新自由主義興起的時代。新自由主義是一個非常右翼的概念,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向是將公共服務由官僚包攬變成私有化,即取消所有由政府提供的福利、官僚服務,然後用你的錢去投入私營的福利服務。在這個環境下,香港人不再考慮意識形態或資源分配、公義分配的想像。因此民協想要的就是一個理論的根底,但我在民協工作的一段時間裡,我發現是一點痕跡也沒有。在這個時代有這樣一個壓力團體曾經努力過去做這樣的一件事。

當我在2014年讀《新社會論壇》這一本書時,我留意到這些作者屬中產的中間派精英,包括陳婉嫻在內,他們傾向將這些論政團體帶入社會民主主義的框架裡,於是我根據這書裡所提供的資料去更改網上的維基百科。民協的維基百科有一項名為「意識形態」的欄目,例如社民連旁邊會寫上「社會民主主義」,於是我在民協的意識形態輸入「社會民主主義」。一年後有人在更改維基百科,改成「社會自由主義」,這可能反映不同的黨員對民協這個團體的定性開始作出評價和修正,但最終他們都沒有剔除「社會民主主義」這個根本,證明元老沒有剔除他們起初的意識形態/理論,但他們已經修正了過左或與其他政黨重叠的立場,定位是中間偏左,其實民主黨也是中間偏左。民主黨或滙點(滙點就更左一點)對社會公義分配方法,如果我們審視民主黨的綱領、取向,都是屬於中間偏左的;自由黨是中間偏右,但未去到新自由主義。

奇怪的是,香港沒有旗幟鮮明的意識形態強烈的政黨,當然歐洲的社會黨也可能走右傾的路線,但香港的政治家是否真正相信某一種意識形態?或者有一段時間有人曾經相信過,但走到今天應該沒有甚麼人相信了。街工是一個特別的例子,它是革命馬克思主義分裂出來的「新青學社」的前身,以基層民主派作為他們的意識形態。街工為何會分裂出來?例如莫昭如認為不應該跟隨托洛茨基,因為托洛茨基和俄國的革命都會產生官僚;新苗或之後的先驅社,或今天的左翼廿一,只不過是暴力革命與否的考慮。

 

社民主義就是用來問:「能否用代議政制減輕社會的生命成本呢?」因為增加生命成本來革命,會否保證有革命的將來?有一個公義分配的將來?會否有一個經濟民主的將來?這是對於採取暴力的手段是有猶豫的,是有退縮的,會思考對錯的。

 

問:你認為社會民主主義也有回應香港前途問題嗎?民協跟其他團體(例如:滙點)路線上有甚麼不一樣的地方?

鄭:滙點沒有很強的意識形態,他們主要都是由中產知識份子去為香港探索前路的平台。滙點是智庫,但同時很分散的,他們並不是一派信仰某些事情而寫一篇文章,而另一派信仰其他東西而寫另一篇文章,他們不是作這樣的交流,只不過將自己能夠貢獻的東西,在他們專業的範疇上(如政策範疇等),將他們的意見發表出來,例如馬嶽。

移民潮的確是走了一批人,但是當時的港督在做甚麼呢?他是執行類似羅斯福新政的政策,例如保留就業職位(玫瑰園)、開拓新市鎮、開拓福利服務。當時英國的政府是戴卓爾夫人保守黨政府,她不滿當時港督的表現,認為港督不應為了回應外交而大搞福利主義,福利主義的膨漲是從這裡發生的。

 

有人形容這些政策是安撫人心,香港人感受到的是生活質素的提升,伴隨著香港經濟發展,港人看到的是貧窮的減少。七十年代與八十年代最大的分別是,七十年代的城市仍可以看得到貧窮的跡象,八十年代比較難察覺得到,因為他們都隱藏在看不到的地點(如籠屋、天橋底等)。

 

這不是說八十年代的貧窮被撤銷減少,我只是評價當年殖民政府的取態是想「洗太平地」。在城市推行現代化建設,或充斥新自由主義政策發生時,至少讓香港在公平分配、社會福利和福利規劃方面,可以有一個制衡的機制來抵禦新自由主義壓倒性的傾向。當時殖民政府推出每五年的長遠社會福利規劃,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來的。

問:這仍然是由上而下推動的福利政策。

鄭:這就是出奇的問題,一個保守黨的政府,她安排殖民官員來港,作為一個聽命於保守黨政府的人,他竟然執行工黨的政策,到底當時的公共政策是基於甚麼考慮?他要建立和實踐一個五年的社會福利規劃,每五年推一次,那是相當羅斯福新政的東西。假如戴卓爾來港執政的話,相信香港的社會福利署早就完蛋了,亦不會再起基建,雖然這些政策能夠穩定民心,又或可能另一個考慮是新自由主義並不能實行太長時間。

八十年代所謂民主化浪潮,民主派是抱著樂觀主義的心態 (即內地將來可能會改變成其他的政體),所以不怕去推動社會民主主義,這些盼望是存在的。彭定康是一位保守主義者,但是他用的是一個很大的福利政策,將福利預算放在開頭,這是一個吊詭的事情,你完全看不到保守黨的風格,他不只推出福利政策,更推動政制改革,這些政策都不是保障英國與中國貿易權益的決定來的。當然我們無法猜測當時保守黨與工黨之間的鬥爭,這不是我們可以涉獵到的東西,我們只能觀察到八十年代殖民政府出現了傾左的政策。

 

八十年代殖民政府推動福利政策與政制改革的脈絡下,開始有人探討九七年後,如果想達到穩定人心的效果,一個公平的分配對香港的穩定有利?政黨是否應該要有和可以一直跟隨的理論基礎,甚至走到最後?這不單純是為了民主派、為了跟某些建制或殖民政府對抗,而是不願意純粹因為我是民主派,所以選民要投我一票;他們希望選民投票給一個意識形態,他想公民將選票交給一個可以履行意識形態的代理人。

問:這是當時普遍政黨的想法嗎?

 
鄭:有若干政黨的人會這樣想,包括這本《新社會論壇》羅列的作者,但不是普遍政黨。他們意識到跟香港民主派內的「大佬」或政治明星文化,意識到將來出現了選民無奈要投票給政治明星的局面,所以很諷刺的是我們現在走回頭路,因為現在很多政黨已背叛了當初提出的方針,或者要捨棄一些理想的東西,返回現實政治。現實政治是看人而不看政綱、理念、意識形態。


問:過去二、三十年,有沒有成功實踐社會民主主義的政黨?

鄭:放眼國際上的社民主義政黨,以社會民主主義作為意識形態來說,八十年代的瑞典已經開始私有化,社會民主主義最光輝的時代是六、七十年代的英國,即石油危機前的英國,也包括瑞典、挪威、丹麥,芬蘭比較後一點,其實在歐洲的社會民主主義在八十年代開始破產,八九年瑞典有一次政黨輪替,被保守黨取得政權,這是三十多年來首次出現的政黨更替。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已經席捲全球,福利主義或社會民主主義的框架已差不多殆盡。香港只是追隨歐洲國家的過氣的思潮。

社會民主主義必須有一個載體,而黨作為一載體能不能夠發揮到功用?我不能評論過去社會民主主義在香港發展得好不好;我們只能評價英國殖民地政府派來的官員,在香港實施的福利主義政策的成效。在林鄭月娥還未擔任社會福利署署長之前,大部份社會福利撥款都是實報實銷,由專業評估需要多少資源,然後政府能提供多少的資金,多餘的就讓機構作儲備來預備下次的活動,其實這是很節省而有效率的方式;由專業來評價自己活動的成效和傾向,這是給了專業團體很大的自由發展空間,而一筆過撥款就是政府向專業團體奪權的方法,讓機構的管理層來判斷資源的分配。問題是這些管理層已經遠離了前線,他們不清楚社會的變化,判斷可能帶有偏見;同時越來越多報導揭露,這些管理層藉著一筆過撥款來自我分紅,自肥了十多二十年。

這就是新自由主義對福利主義的反撲。

2000年就是一個轉捩點,當林鄭月娥當社會福利署署長的時候,她去調整或將福利服務私營化,你看到最近智障人士的性侵案,這就是私營化的惡果。政府不再包辦一些弱勢社群的服務,弱勢社群不能去選擇令他們享有尊嚴的服務,這是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甚至說香港已經慢了幾拍,因為八十年代的香港本來就應該迎上新自由主義的潮流。

 

八十年代如果香港迎上這轉變,相信會有更多人選擇移民至英國,因為當年有大量專業人士申請移民簽證,所以為了堵截大量移民湧去英國,所以必須在香港建立一個有效的福利政策,特別當英國宣佈BNO沒有英國居留權的時候,讓香港市民有一個安全的環境,不用感到恐懼。這可能是當時港督的考慮。

 

回歸後,特區政府第一個最大的問題是急於將公共服務轉向私有化,打散了一向以來包攬到所有弱勢社群和貧窮人士的問題,如果你可以穩定到這一批人的需要,又如何會產生目前香港面臨的堅尼系數、貧富極端懸殊、私有化由街市去到院舍的後果?因為全世界浩浩蕩蕩的新自由主義熱潮,政府認為是應該跟隨的,因為香港作為自由貿易經濟體等各種考慮,結果就放棄去穩定基層的人民。是香港政府拆散了社會民主主義傾向的政策,我不知道香港政府背後的理由,但這些都是危險的傾向。

 

所以根據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而去做的政策,政府已經退卻和不再承擔,泛民政黨亦忽略新自由主義政策帶來的長遠影響。例如到底哪位議員支持一筆過撥款的福利政策?領滙誰投贊成票呢?這些人覺得世界整個潮流浩浩蕩蕩,所以到最後這班人是失敗的,無論是政黨還是政府,都會反咬自己一口。

 

令香港可以繼續發展,可以繼續規劃的福利政策失敗告終,香港自1998年以後不再有五年的長遠福利規劃,只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福利規劃。見到如此的香港福利政策是難以救藥。除非政府有心去建立一個類似市政局的平台,重新估計到底有多少弱勢社群,用甚麼措施來點對點直接幫助到他們,用非基金、非一筆過撥款的方法去協助弱勢社群,否則這一種貧富懸殊的狀況是沒有辦法改善的。

1 王岸然,《叫人失望到極的一屆立會》,信報財經新聞,2008年7月16日,頁14。

 網址:http://wongonyin.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55843   

2 編者的話,《新社會論壇》,創刊號,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1992年6月,頁ii。

3 同上。

4 同上。

5 同上。

6 主席的話,《新社會論壇》,創刊號,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1992年6月,頁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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