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 Hong Kong

民協成立的脈絡

 

1981年，港英政府發表《香港地方行政白皮書》，將香港、九龍、新界劃分成十八個地區設立區議會，更開放部份直選議席，鼓勵港人積極地參與地區事務。1982年第一屆區議會進行選舉，當時活躍於社區的壓力團體一直保持觀望的態度，因為不少人抱著陰謀論的心態去看待這場選舉，認為英國政府並不是真心去推動香港的民主發展，而是以此作為延續香港管治權的手段。民協的嚴天生就是抱有這種想法的人之一。在我們的訪談中他說：「英國政府在八十年代以前都是用高壓的管治手段，而踏入八十年代後就突然變得如此開放，全都是為了增加談判的籌碼。除了在兩國之間就香港主權進行的談判外，英國政府還想製造一個局面，就是香港人自發地追求一個代議政制和民主的社會，以便突顯與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差異。[這做法是]將香港人變成一隻棋子。」對港英政府來說，82年的區議會代議政制選舉是不容有失的。殖民政府不願意看到投票率低、參選人少的情況。為了營造出很多人參與的印象，官員們開始接觸鄉事委員會、商會、龍舟會、文藝協進會等組織，積極邀請各方人士出來參選。

 

當香港政府推出《地區行政諮詢文件》的時候，後來成為民協重心人物的馮檢基仍在英國的百拉福大學求學。他與「私人導師」Jim Kin Caad一起討論過這些文件，結論是馮檢基要回港參選。馮檢基除了自己決定要參加選舉外，亦寫信鼓勵自己的好友，亦即不少壓力團體的領袖出來參選。但他們的回應全都是不參加。「你會相信由殖民地政府搞的選舉？他們只是想把你吸納入去然後無法發聲吧。」82年7月馮檢基回港當時，整個社工界及壓力團體界都覺得不應該參選。而由於時間不足，馮檢基轉而遊說大坑東和元洲邨街坊參選，自己則轉做助選團顧問。83年，馮檢基終於參加了市政局選舉，提出「一加一大於二」的說法，即是壓力團體與議員的雙重身份，比單一身份會帶來更大的效果，尤其是可以吸引到政府官員和主流媒體的注意，所以會更有效地推動他們所關心的政策。當時馮檢基身兼公屋評議會的總幹事。當選了市民局議員後，他在深水埗建立了「深水埗民生關注組」，組織社區的街坊去爭取改善房屋的問題。馮檢基的參選實驗成功了，於是其他壓力團體領袖也就紛紛改變態度出來參選。

 

1984年中英兩國正式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落實1997年的主權回歸。中方承諾「港人治港」，帶給當時的參政人一個期望，就是他們將來有份參與香港的管治。馮檢基說，這亦是民協成立的主要原因。他說：「83、84年開始中英談判，結果出現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們覺得港人治港的『港人』就是我們，如果我們有興趣[參與]的話，我們的視野是否仍停留在深水埗區呢？我們是否有需要發展一個全港性政黨？這樣我們才能達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我們是有份的。」

 

不少早期推動「民主回歸」理念的人，都意覺到要令「港人治港」成功，香港要有一個壯大而團結的政黨。所以，除了參選之外，組黨是一個必要達成的目標。馮檢基、陳立僑等人於是開始找一些想法、理念接近的朋友，合作嘗試建立一個具規模的政黨。當時他們是兩條腳走路。馮檢基負責政黨註冊，同時邀請有興趣的團體走在一起商討組黨。最後民協成立時有十一個團體加入，可以說是香港基層對民主運動最積極的回應。 不過，除了來自壓力團體的成員外，民協還有一些智庫人才幫助，例如《新社會論壇》。這個組織的核心人物是魯凡之和張家敏等。魯凡之(原名周魯逸)是七十年代保釣運動的一名活躍分子，在八十年代初，他以「新香港學會」組織的名義，大力宣揚民主回歸的理念。他是除了匯點之外，最積極在報章刊物發表文章，討論「港人治港」方案，並且構建「民主回歸」論的人物，著有《香港：從殖民地到特別行政區》、《走向民主自治的「港人治港」》、《國情國議》等書。而張家敏則是1982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在任期間積極推動中國事務，曾向當時人大提出憲法修訂建議，也參與編印《民主中華》一書，該書收錄當年被稱為「北京之春」的西單民主牆運動和繼後的民刊運動。畢業後張家敏在商界發展，與中方關係亦非常緊密，後來更成為全國人大代表。

 

民協智庫──《新社會論壇》

 

如果說當時匯點的「民主回歸」論述是以中產階級參與民主運動的主體，以落實「港人治港」的話，那民協則在實踐中以動員基層組織為對象。周魯逸、張家敏等參與民協工作，提供理論指導，所用的組織名義是「新社會論壇」。不過，目前能夠找到的活動記錄，只有在1992年出版過一期的《新社會論壇》。這期創刊號一個主題是圍繞「社會民主主義」，另一個主題是「香港經濟」，但兩者其實互有緊密關連。《新社會論壇》「編者的話」如此自我介紹:

 

「新社會論壇的創刊號終於面世。本刊既是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的機關刊物同時是本港民主運動的理論刊物。作為前者本刊將討論國外有關理論及實踐經驗再結合本港的發展為民協進一步政黨化的發展方向起帶動作用。作為後者本刊將試圖改變本港民主運動中過份實用主義與經驗主義的傾向。現在各政治團體極少進行理論總結形成了為『奪權』、『掌權』而存在(唯一目的)的團體對本港政治發展不利。本刊希望能成為一份較有份量的真正能提到社會科學層面去討論問題的刊物促進民主運動的健康發展。」

 

在刊物的封底，我們也讀到這段宣稱：

 

「為了迎接歷史的挑戰，我們這群以香港為根、以中國為本的人士，共同於一九八六年十月二十六日組成了一個有政綱、有紀律的參政團體——香港民主民生協進會(簡稱「民協」)，願意為實現民主富強的中國，以及落實高度自治的港人民主治港而努力。」

 

從上述兩段文字，可見「新社會論壇」是以「民主回歸」、配合「港人治港」來為「民協」的組織定性，他們矢志要建成有政綱、有紀律的政黨。而且是相當有針對性地批評在政治活躍圈中的所謂「實用主義」、「經驗主義」的毛病，並且批評其他組織以「奪權」、「掌權」為目的。這一期創刊號的重點正是「社會民主主義」，很顯然，刊物是想把社會民主主義充作民協的正式意識形態，以便和其他組織作出區別。

 

在推介社會民主主義的專題中，魯凡之的一篇文章名為〈社會民主黨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淵源—由馬克思主影響到兼容並蓄的轉變〉，交代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歷史和理論背景。這篇文章指雖然在二十世紀早期，馬克思主義內部曾有關於修正主義的爭辯，但戰後發展證明，走「選舉主義」、階級調和、改良主義「和平改革」、「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廣義社會民主主義道路可能性其實是增加了，新工人階級的出現已經取代了昔日的工人階級革命，「革命形勢」已經不再。民協經濟組的黃富榮則是另一篇文章《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取向》的作者。他分析了社的會民主主義的主導思想，在經濟、政治、社會文教及國際事務方面，羅列社會民主主義者一些共通的政策立場。在經濟方面，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策包括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透過政府計劃和介入市場來維護大多數人的利益、私有制和公有制的混合和強調工人參加企業管理的重要意義。在政治方面，社會民主主義強調要透過民主建立一個新社會，當中個人私生活不受國家的任意侵犯、政治自由、人民擁有普及、平等、不記名的選舉權，選出其代表。政府由多數派組織，同時尊重少數派的權利、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對一律平等。另一位署名世宙的民協會員，則介紹法國、英國(工黨)和瑞典等三個西方社會民主黨的特色。

 

《新社會論壇》創刊號的另一專題是香港經濟。羅祥國書寫《民主派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基礎》， 他是經濟學者，曾任民協副主席，也是1971年第一屆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當時在美國深造經濟的陳志誠則寫《西方『反托拉斯』政策剖析》。另外，專題還有兩篇非成員的稿，分別來自工聯會的陳婉嫻和稅務學會的麥貴榮，兩人的文章分別論及稅制問題，配合一篇義以經濟組署名的直接稅改革建議。從這一期的作者陣容看來，民協當年是有志於將以一套左翼的理論架構，統攝民協的基層運動組織者。而他們結盟的對象，也包括親中左派的工聯會，大抵是認為在這些左派改革(社會民主主義的)訴求底下，他們和工聯會也有共同語言。不過，《新社會論壇》並沒有發展成香港民主運動的理論刊物，反而在出版了一期之後無疾而終。民協的歷屆政綱和文獻，我們也找不到「社會民主主義」這個詞，或者可以見到民協本身的實用主義取向，並沒有因為「新社會論壇」的主張而發生重大改變。

 

基層路線與社工式地區組織

 

馮檢基解釋民協的政策取向時，也不特別突出理論的作用。他說：「因為我們這班人的背景主要是在地區與弱勢社群一起抗爭，希望可以改善社區和弱勢社群的問題，自然地意識形態會偏向社會民主主義......我們沒有很多研究的政策。但我們做大量的地區和弱勢社群工作，加上我過去SoCO(社區組織協會)以及公屋評議會的背景，整個系統或意識形態都是向左傾。」不過，許錦成卻將社會民主主義視為民協一個自身的定義，並且解釋為何部份民協的成員最終沒有加入港同盟，是因為涉及社會民主主義等意識形態的分別。他說：「民協的成立[時決定了]政策上是走社會主義、社會民主黨的路線。但港同盟沒有太清楚提及這方面的理念、或者是否走中下階層的路線。」而馮檢基則指，港同盟是跨階層的大政黨，但他們則持守基層路線。馮檢基更批評跨階層的政黨會帶來「誰有錢誰就話事」的問題。

 

毫無疑問，如果純粹說走低下階層路線的政黨，那民協的確是為做好這個角色而做了大量的地區組織工作。但有助於地區組織工作的，其實是他們社工式的社區組織方式，而並非一套關於公權力如何應該干預市場、改革社會的社會民主主義理論，因為這些宏大理論其實更適合用於一個政黨可以靠民主選舉而執掌政權的真正民主體制，而非一個只有諮詢功能的區議會，或只有極有限監察政府施政能力的香港立法機關。在運用出色的社區組織工作技巧方面，馮檢基沿用他過去在SoCO的社區組織經驗，另外，廖成利也從中大社工系吸納了不少義工。他們的手法是走入社區發掘社區的民問題和培訓街坊代表，然後再推動街坊參與抗爭。呂大樂說當年他們在SoCO學到的理論是「任何一個綿羊見到血就會改變，不會再如此純品。」他們要讓街坊經歷與政府抗衡和衝擊的過程，這樣，他們就會有意識和角色上的改變。這亦是我們今天經常說的「充權」概念。

 

 

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這種社工式的社區組織無往而不利。一方面是香港的社工專業發展越來越成熟，殖民政府對香港的福利政策亦有長遠的規劃和支持。同一時間香港的房屋政策還未完善，不少低下階層都面對嚴重的房屋問題(如遷徙重建、住屋環境)。每逢發生天災的時候，政府的安置工作來得相當緩慢，這給予大量空間讓社工或其他壓力團體進行居民組織的工作，慢慢建立他們的街坊群眾，他們也會成為這些參政團體主要的票源。然而，雖然民協在這方面無疑比起其他民主派更為熟練，但又很難說民協運用的這些技巧是民協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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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港同盟爭議

 

值得留意的是，當許錦成提及社會民主主義這個定位時，是要和港同盟作出區分。這就要回到九十年代初，香港政壇在經歷了八九年北京民運和六四事件之後的一次大轉變。因為1990年成立的港同盟，是受六四事件的衝擊而產生的新現象。一直以來，因為民主回歸的目的是要迎接港人治港，很多人都知道，香港要有發展出一個足夠大的政黨才能應付這未來的挑戰。可是，由於香港的政治組織，一是受國共之間的意識形態分歧而形成不可共存的敵對態度，二也因為利益分散而缺乏團結的動機。所以，合拼成為一個大政黨的基礎一直都不存在。在港英政府推出的有限地方行政改革下，議員更沒有制訂政策的權力，所以，長期只有小規模的政治組織。直至六四屠殺，組大黨的時機才出現，港同盟是在這個背景產生。當時港同盟聚合了非常多有志參選的人士，他們合組港同盟的目的是參與1991年在區議會、市政局和立法局與三個層面的選舉(即所謂「三級選舉」)，這次也是立法局首次有直接選舉議席。在六四屠殺事件的影響下，加入港同盟平台而且熱衷參選的，不單只是原來支持「民主回歸」的人士，也不只是來自既有的基層組織，而是包括了親國民黨的右派和反共的某些鄉事力量。民協部分成員與何俊仁所領導的「太平山學會」，是促成港同盟平台成立的主催者，而「太平山學會」在意識形態比較靠近西方自由民主。六四之後，立場比較右傾和反共的，也紛紛起來加入民主運動。李柱銘在八十年代是港英政府重視的青年才俊之一，當年也沒有表示過支持「民主回歸」。但在六四之後，司徒華和李柱銘卻要合作把民主運動擴大。當時就有言論指，民主回歸路線或會轉向為民主抗共。

 

馮檢基很清楚的記得，在八十年代，司徒華一直對組成大黨的建議並不熱衷，主張「化整為零」，但在六四之後，司徒華卻持相反的主張，積極推動港同盟的建立。馮檢基也記得，他當年和司徒華、李柱銘之間，也曾就著如何評估將來要和中央建立關係，還是繼續不接觸、不溝通，以示杯葛、抵制，有著頗為重大的分歧。民協在1991年初，經研判過後，認為「中國政府將不願平反『六四』，但繼續大搞經濟改革，以此放鬆社會的緊張」後，決定在有條件下接觸與北京恢復接觸。而馮檢基亦憶述，1991年初他們就和魯平接觸，亦與魯平談及六四。此事令司徒華及李柱銘等不滿，也埋下民協和其他民主派主流之間的裂縫。雖然馮檢基說他們和其他民主派關係不錯，但也抱怨說直至2007之前其他民主派都追打民協，一如「人民力量追打民主黨」一樣。

 

事實上，港同盟成立一事，對民協的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因為當年離開民協加入港同盟的佔有公職的成員一半。從民協轉投到港同盟的成員，如李永達等，陳偉業等，其實也一樣用功於基層居民組織，在社區形成政黨的桩腳。受惠於六四後的「民主恐共」情緒，港同盟在1991年的三級選舉大勝，雖然民協也沒有遭遇太大的損失，大體仍然維持原有的規模。但由於由民協領軍組成民主大黨的機會已經錯失，民協也開始踏上其小黨的命運。

 

另一個相關的問題是，同是「民主回歸」早期的積極倡議者，為甚麼匯點和民協不會匯流？而據許錦成的憶述，其實92-93年間，民協曾向匯點建議合併，以達成學者與社區工作者互補，可是對方不置可否，倒是94年就突然和港同盟合併。許錦成推想，「可能滙點覺得馮檢基跟中方有少許連結，所以不信任他」。的而且確，情況有點像今日的本土派不信任民主黨和匯點一樣。但其實，1993年匯點內部也因為如何面對彭定康方案而產生大分裂，創會成員曾澍基、劉廼強和王卓祺退出，其餘的則加入新成立的民主黨。當時整個民主派形成了是否附和彭定康方案的內部對立，互相猜疑的氣氛嚴重。民主回歸路線的實際內涵，在民主黨成立之後，已經不能和八十年代初由曾澍基、周魯逸等人所構想的圖像同日而語。這也是今天人們回顧或批評民主回歸時每每忽略了的。

 

回歸後的博奕與困頓

 

當然，繼後對民協的最大負累，要算到1997過渡，當時民主派各政黨中，只有民協加入「臨時立法會」。「臨時立法會」是中方因為不滿末代總督彭定康推行他的政改方案，憤而摧毀讓1997年前選出的立法機關，可以自動過渡至1997之後(所謂「直通車」安排)而產生的。當年大部分民主派都支持彭定康方案，開放更大程度的民主，也杯葛1997年7月1日成立的「臨時立法會」，因為它並無經選舉的認授性。可是，民協卻有四名議員加入。而「臨時立法會」在運作期間，大量英殖民時期的惡法被還原。而參加了「臨時立法會」的四名民協議員，在接著一屆的選舉中均全部落選。民協為此而付出沉重代價。

 

綜觀民協的發展，我們不單可以了解香港民主運動啟動的八十年代，民主的訴求如何和香港的基層權益運動緊扣。基層權益運動不單為民主運動輸送第一批參政人材，也把擴大基層權益的訴求轉化成活躍分子參選的動機，也使基層人士成為投票支持民主制度、民主政黨的票源。在這個環境下，民主運動也有一種自然的左翼傾向。可是，民協的個案也讓我們可以清楚了解到純粹以基層導向，或者擴大這種導向為一套宏大的「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並不能真正跨越如何處理與中共的關係的核心問題。以「民主回歸」為組織核心信念的民協，正是因為被困在這項矛盾當中。

 

1997主權移交之後，其他後起的政治黨派，例如社民連等也並非沒有基層取向，甚至也採用了「社會民主主義」這鮮明的意識形態旗號 (社民連就是一個也標舉自己以社會民主主義作政治綱領的政團)。足見「社會民主主義」終究未能成為民協的獨特的旗號(見鄭偉謙的訪談)。相反地，因為民協對中共的政策，給予人們「又傾又砌」的「溝通主義」印象十分深刻。只不過，當年以此來猛烈批評民協的民主黨，最近幾年卻以相同理由被新興的本土主義者攻擊。

 

不過，對於民協來說，當下更困難地方其實在於他們原來擅長的社工式社區工作模式開始不奏效。除了因為公共房屋政策已經相對完整外，更大程度是來自建制派的威脅，因為建制派已經學懂得這些社區組織的手法和工作方式。而且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中央開始介入香港選舉。他們投放大量資源在社區做社區福利，即今天我們耳熟能詳的「蛇齋餅糭」。這對非建制的地區工作帶來極大的衝擊。另外，長年以來非建制派內各黨派的撕裂和不信任，亦為香港民主運動的推進帶來不少阻礙。在雨傘運動後民協內部都出現了不少爭論，例如應否引入本土主義的路線。而選舉而的失利也意味著資源的減少。民協無論在世代交接、社區組織工作、選舉工程等都面臨不少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