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ing Hong Kong

語文政策反映國家意志,不僅覆蓋教育系統,也影響大眾媒體。中國內地的語文政策以推廣簡體漢字及普通話為最主要標誌,既有便利不同地區間溝通之客觀需要,也有培養統一國族身份認同之政治目的。在中國民族問題的研究中,這種語文政策在非漢族聚居區的推廣會被視為一種民族同化的手段。在漢族聚居區,由於漢族內部不同民系的異質性,這種語文政策也在起著類似的作用,以便利國家的統治需要。本文試圖通過疏理廣府文化與廣府人身份認同在改革開放以來的變化脈絡,描繪出語文政策如何構建和強化國族身份,並通過規範教育、媒體乃至日常生活,逐漸使一個族群弱化其自身的民系認同,同時強化其國族認同。本文嘗試指出,身份認同的轉變將迫使對相關族群生存環境的研究出現範式轉移,在內地廣府人逐漸喪失其身份認同的過程之中,整個地區的政治環境、社會氛圍和經濟聯繫也將出現一系列深遠的變化,這值得引起港珠澳問題乃至中國政治研究者的高度關注。

關鍵詞：身份認同、廣府文化、粵語、中國政治

一、導論

    2010年的7月25日,數以千計的本土年輕人聚集在廣州市的江南西地鐵站A出口參與“撐粵語”運動(見肖好章,2010；屈哨兵,2011),這是當代中國首場以抽象的文化符號而不是具體的經濟利益或環境威脅為對象的示威活動,尚有很多含義未獲得充分的解讀 (Gao, 2012； Ng & Zhao, 2014； Li,2014)。在這場運動發生四年之後,2014年的夏天,廣東省電視台被傳計劃將對新聞節目進行“粵轉普”廣播,使“推普廢粵”的議題再次被提到公眾的視野之中。粵語和普通話之間的緊張關係,倘若不能得到適當的調和,似乎應驗了學者此前的預測(例如,詹伯慧,2011；屈哨兵,2011)。在語言學者看來,以廣州為中心的廣府地區可被歸入雙語區,亦即粵語與普通話雙語通行的地區(例如,Bond, 1985； Snow, 2004)。但由於特殊的語文政策環境,本來屬於粵語的首要生活用語地位,近年逐漸被普通話取代,這個語言主導地位交替的過程,正好就是上述事件不斷出現的時代背景。

    如果兩者間存在著這種聯繫的話,值得思考的問便是：兩種語言在一個地區主導地位的交替,何以會發生引起激烈的爭議,甚至即使在一個威權政體之下也可以帶來遊行示威?趙志裕、溫靜和譚儉邦(2005)在研究香港人粵語使用與社會身份認同時指出,當人們認同的社會身份受到攻擊或威脅時,人們會在思維或行動上捍衛該社群的聲譽；他們或在思想上肯定該社群共有的特徵和價值,或以具體行動還擊。換而言之,如果把聚焦放在粵語在廣府人地區的社會地位及其在廣府文化中的標誌性意義上,那麼粵語其實代表著廣府人的身份認同。倘若這是一個適當的視角,那麼,廣府人對政府語文政策的干預行為作出反抗,是否可以解釋為是因為對廣府人身份有深刻的認同,而這種認同又基於粵語這個文化標誌,所以當粵語被“擺上台”,也就是族群身份遭到威脅之時,就會自發地抵抗?與此同時,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說廣府人的認同,假如被認為是對統治的障礙的話,那麼推普的意義,對於政權而言,是否也就在於構建一種對普通話社群的認同,以便從根源上解決廣東社會與內陸省份在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及由此帶來的各種不穩定因素?為瞭解答這些疑問,本文將分三個部分進行分析。第一部分是導論,第二部分是中國內地語文政策的回顧與分析,第三部分是粵語地位與廣府文化認同,第四部分是推普工作下的粵語族群身份認同,第五部分嘗試以珠港澳經濟圈為例,對語言使用變遷可能對政治、社會和經濟帶來衝擊進行簡要的預測,代總結全文。

二、中國內地語文政策變遷

    語文政策(language policy)指在一個國家或地區執行的語言與文字的法律和相關的政策措施的統稱,它反映決策者的政治意志,也隱含著一系列社會構建的功能,亦即學術討論中經常使用的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 (詳見陳章太,2010)。語言規劃在實際的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中,在中國官方看來,又可以分為語言地位規劃、語言本體規劃與語言功能規劃(見李宇明,2008),各有不同的側重。然而,放在中國現實中,“語言政策”一詞本身就面臨適用性的問題,因為對於中文而言,書面語與口語可以是兩回事。一般而言,文是指寫出來的書面語,語則指代相對於文字而言的口語交流,不同地區可以有相當迥異的發音系統。例如,香港會有“兩文三語”政策,亦即作為書面語的中文和英文,以及作為口語的粵語、普通話及英語(參見林倫倫,1998；詹伯慧,2002；Snow,2004)。中國的漢族地區可以分為七大語系,除了粵語和以北方語系(或稱為官話)為基礎的普通話,還有吳、客、閩、湘、贛等。北方語系覆蓋遼闊,從東北到華北,一直伸延到西南,都屬於北方語系；其餘六系,則均在中國的東南沿海省份(參見陳章太, 2010) 。由此可知,即使不再在每個語系中再作細分,作為書面語的中文起碼可以對應七種不同的口語。

    考慮到這種書面語和口語的差異,本文認為“語文政策”較“語言政策”一詞似乎更適用於中國內地的實際情況,因為前者完整地涵蓋了文字與言語兩個層面。事實上,國家的相關機構也稱為語言文字辦公室,並沒有簡稱為語言辦公室。至於標準口音(standard accent) 或標準語言(standard dialect),往往是政治產物,站在語言學的角度,同一個語言家族中的不同分支,彼此之間並無地位高低之分,要把粵語歸類為普通話之下的“方言”並不容易說得通(Kalmar, Yong & Hong,1987；Snow, 2004)。事實上,粵語與普通話的差別事實,在Snow(2004)看來,比歐洲語言之間的差異還大。如果荷蘭語與德語可以算是兩種語言,粵語與普通話之間,似乎不適宜用“方言”一詞來描述其關係。本文將以“區域語言”這個較為中立的詞語來表述包括粵語在內的各種非普通話的漢族語言。

    清末民初的知識分子嘗試對中文進行改革。如果分開文和語看,這種改革包括兩個層面,一方面是簡化書面語的行文及書寫方式(後來變成簡化字運動),另一方面則是“我口寫我手”,讓書面語能與口語對應起來的“白話文運動”(市川斟、小松嵐,2008)。然而,當一種文對應著起碼七種語,“我手寫我口”就必然出現一個捨六存一的抉擇,亦即就政治地位而言,某一種區域性語言被抬高的同時其它六種則相對削弱。與“白話文運動”相適應的是對“共通語”的選取,結果是作為北方語系的代表、身處政治中心北京的北京口音被選中,並被改造成民國時的“國語”及中共建政後的“普通話”(參見李鋼、王宇紅,2007；市川斟和小松嵐,2008)。“國語”或者“普通話”在一個民族國家不斷湧現的歷史時期,它本身因此含有構建民族共同身份(nation-building)的目標和作用(見 Zhou & Ross, 2004)。

    推廣普通話及簡化漢字,是中共建政後推行的語文政策的核心內容。相關的政策實際上從1956年代就已經出現,文革期間一度停滯,到了改革開放之後又再重新強調(見市川斟、小松嵐,2008)。李鋼、王宇紅曾在作為推普教科書之一的《漢語通用語史研究》(2007)中疏理了相關的政策(見該書第三章)。從這些政策的出現時間可見,框架性的規劃性政策,大部分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出現,例如教育部1955年發佈的《關於在中小學和各級師範學院大力推廣普通話的指示》以及《關於在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擴廣普通話的聯合通知》,便屬於長期適用的全國性政策。改革開放之後開始重新重視推普的標誌,是1997年的全國語言文字工作會議(Zhou and Ross,2004；李鋼、王宇紅,2007；市川斟,小松嵐,2008； 陳章太,2010)。在這個會議上,兩個推普工作的目標被提出,首先是“到2010年初步普及普通話”,相關的定義是“全國入學年齡及工作年齡階段有70%的人能用普通話交際,方言在交際中造成隔閡初步消除”,其次則是“2050年全面普及普通話”,定義是“全國入學年齡段及工作年齡階段的人有90%能用普通話交際,方言在交際中造成的隔閡消除”。兩個目標的主要變化在於從普通話使用群體的比例從70%上升到90%,方言造成的隔閡從“初步消除”到完全地“消除”(詳見李鋼、王宇紅,2007)。

    從這些提法中觸及的字眼與比例,可以看到其針對對象。首先,“方言”,推普並不是針對全國所有非以使用北京話或北方語系的群體,而僅僅是針對“方言”亦即漢族內部使用其它區域語言的族群。其次,“90%”就可以算全覆蓋了。原因是2005及2010年的全國人口抽樣調查均顯示漢族人口約佔全國90%,兩者正好相對應,推普政策並不以少數民族為目標。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推普的目的,是打造漢族內部的統一身份。統一身份的目標,事實上是比簡單的消除不同區域間語言交流上的不便要求得更高。儘管與推普工作有著各種聯繫的好些語言學者都在著作中多次表示過,推普只是為了方便溝通交流,並不是要“消滅方言”(例如陳章太,2010；詹伯慧,2011),但事實上,相關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的表現並並非如此。例如,從李鋼、王宇紅(2007)便在疏理各地歸納的推普困難時提出,推普不能滿足於一般層次的語言交流,“還有一個提高文化水平的任務”,具體而言,就是要讓人們在使用普通話的過程中發現其“實用價值、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讓大家覺得“能說標準流暢的普通話是文化素養較高的標志”。還值得留意的是1997年這個時間,正好就是香港被中國收回主權的一年,下文會進一步分析其時間節點的深刻含義。

    從這些提法中不難看到,推普工作的目標是多維度的。既有便利社會、經濟交流活動的基礎目標,但更有建立身份認同,甚至改變審美眼光的長遠考慮。如果把這種考慮與作為中共喉舌的央級官辦媒體均以普通話來宣傳中共的政策路線聯繫到一起來思考,當中的政治含義,似乎可以較容易解讀。簡而言之,中國內地的語文政策的實際執行與其宣稱的消除區域隔閡、便利溝通交通等目的並不完全對等,還負有建立一個統一的、以北京為中心的文化認同。在簡體字與普通話之間,後者顯然是對於這種認同構建一個更為有力的工具。

三、粵語的地位及廣府人的認同

    對語文政策影響的評價,有一個以往只在理論上存在的方法,那便是控制除了一個變量之外的所有的獨立變量,在實施政策後檢測兩者得到的不同結果,通過比對得出結論。語文政策的研究者一直覺得這種實驗無法進行,不過陰差陽錯,原廣府地區在1949年後因為政區分隔的原因,港澳在殖民地政府之下與珠三角在北京的統治下分別推行了不同的語文政策,幸運地為這種難以想象的實驗提供了檢測的可能。

    中國的語文政策有大量關於尊重與平等的內容,但其僅適用於少數民族使用的語言和文字,並不適用於漢族之內除了普通話之外的其它區域語言。無論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立國之初都以多民族國家自居,在語文政策上顯著的突出對少數族群語言文字使用權利的尊重,亦是應有之義。然而,隨著政權鞏固,漢族精英坐穩了統治地位,多民族的語文政策不斷有滑多單一民族政策的傾向(見 Zhou and Ross, 2004；市川斟、小松嵐,2008； Li, 2014),與此同時,由於推普也是官員考核的一項指標。即使在少數民族地區,普通話是否推過頭了,是否需要保護少數民族語言,也是近年來不斷被關注少數民族母語權利的學者討論(例如,道布,2005；郭友旭,2009；鐘江華,2013；周慶生,2013)。道布(2005)指出大量少數民族語言成為瀕危語言,呼籲語言平等,要確保自願與選擇權,在推廣普通話與簡體漢字的過程中必須學會尊重,因為工作的敏感性高。

    如果被明文保護與尊重少數民族語言也陷入瀕危境地,沒有在法律和政策上明文獲得與普通話平等地位的漢族其它區域語言,又會有何遭遇?作為教育部與語言政策相關的官員,李宇明(2008)很清楚地說明瞭區域語言(亦即其文中的“方言”)在不同層面相對於官方語言普通話的劣勢地位(見表1)。李宇明(2008)用“+”、“-”、“±”這三種符號分別表示不同語言在相應領域“可以”、“不可以”、“視乎情況”被應用,而用“?”表示“尚無明確判定”,也就是該類語言處於一種法律上比較含糊的地位。相比起沒有“-”,僅一個“?”的“少數民族語言”,粵語、閩語等“漢語方言”在官方工作語言及教育這兩個重要的領域,即使在官方看來,也是處於一種含糊的狀態。這種不清不楚的狀態,對於規划區域語言的地位,就是法律地位低於少數民族語言的表現。
表1：語言功能規劃表



 

 

 

 

 

 

來源：李宇明(2008)

    在大眾傳媒、公共服務、公眾交際的領域,官方給區域語言的空間是“±”,亦即沒有明文禁止亦無明文支持,視情況而定。這可視作酌情領域,其空間有多大,非常視乎當時的全國形勢以及推行政策者對區域語言持何種態度。

    中國內地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推行簡體字和普通話,而香港在殖民地時期則有相當長一段時間爭取中文(繁體漢字與粵語)的合法地位(詹伯慧,2002)。這種從六十多年前就可以出現的差異,使得到了香港在1997年之前,兩地使用的粵語不但出現了一些差異,使用粵語群體對粵語的認同感也發生了相當微妙的變化。

    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曾有不少學者以實證方法研究過香港本土群體對於粵語使用者的觀感。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Bond(1985)就通過實證研究指出,個體的語言認同決定了其喜惡與西化程度,個體的種族則會影響其種族偏好。世紀之交,Tong 等學者(1999)對香港某家大學中的159位同學做了一個實驗,以檢試他們對語言使用與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之間的關係。實驗先將香港學生分成兩類,一類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另一類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然後讓他們觀看一位香港本地的粵語使用者與一位來自內地的普通話使用者對話。實驗發現,當兩人對話發生後,粵語使用者轉為使用普通話後,認為自己是香港人的學生對其的好感減少,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同學則對其好感增加。簡而言之,在沒有同時推普或培養“愛國主義”價值觀的國民教育的香港,本土的區域語言明顯較之於普通話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

    如果將上述研究的結果,與曾經在廣州做過的兩項研究作比較會相當有趣。粵語又稱為廣州話(Cantonese),粵語是以廣州為中心的廣府地區的通用語,同時由於廣東受北京政府統治,以北京口音為基礎的普通話又在廣州被列為官方語言,因此廣州一直被認為是雙語區。 Kalmar等人(1987)的研究顯示西方語言學的分析框架適用於廣州。尤其是當普通話作為一種強勢的官方語言,而粵語作為一個弱勢的本土語言這個結構出現之時,廣東人的態度與西方人的態度類似。亦即他們會認為普通話講得好的人向上流動的機會更大,但是他們對講粵語的人更有好感、親切感。這種觀感的微妙變化可以在15年的另一個同樣針對廣州大學生的研究中看到。張積家等(2003)對廣州的大學生做的類似實驗則發現,本土大學生對普通話及粵語使用者並不存在明顯的偏好,表現在兩種語言的使用者獲得同樣的評價,說粵語已經不會再在情感上佔優勢。類似地,不過,張積家等人同時指出,廣東是中央特批本地媒體可以使用本土語言的省份,使得粵語的社會地位較高,在不在在這種特批(亦即媒體只能講普通話)的省市(例如山東),普通話使用者在同一類實驗能獲得較區域語言使用者更高的評價。

    在普通話與區域語言(本例為粵語)之間,通過比較語文政策迥異的三個區域,不難看到兩者的強弱的地位及因此帶來的認同差異,與語文政策的有無或者鬆緊似乎有著相當重要的關係。在以推普為核心的語文政策在在的省市,如果不允許本土語言在媒體中出現(如山東),本土族群對普通話族群的認同感或者好感便好大大提高；如果允許本土語言在媒體中出現(如世紀之交的廣州),對普通話群體不會有一面倒的好感,或者好感會來得遲一些；如果沒有推普政策(如香港),本土語言獲得的認同感與好感,會壓倒普通話。正是因為有制度隔閡的在在,語文政策對同一個族群的影響可以通過比較廣州與香港而窺見一斑。

四、推普工作下的粵語族群身份認同

    這種對普通話及粵語(或其它區域語言)的認同感或好感,表現為對本地社會身份的認同,同時也是對以普通話為標誌的外來身份的一種天然的抽離感。從前述的社會認同視角看,由於語言為兩種身份划出了清晰的界線,廣東人較之於其它內陸省份而言對於中央政策的認同感可能相對較低,而對不當的政策措施敢於作出批評的可能亦會相對增加,這可能是廣東媒體相對較自由的又一個解釋角度。反過來從北京的角度看,要應對這種因為沒有認同而出現的抽離感,尤其是由此而產生的對中央政策的批判,不能單靠整頓打壓,根本之法應是從語言入手,逐步在下一代人中轉變其身份認同。如果僅僅改變廣東不足夠,那麼長遠而言則也有必要改變香港。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內地進入改革開放時代,作為改革試驗地的廣東在全國獨領風騷。當時也正好是香港歌影視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加上港資北上,廣府文化處於一個自身蓬勃同時又向外擴張影響力的黃金時代(林倫倫,1998)。作為廣府文化的最核心標誌,粵語也一時風靡大江南北。在這些酌情領域中,粵語擁有相當高的社會地位(黃淑娉,2001)。在1997及1999年香港與澳門相繼被歸還中國之前的近二十年間,廣東省內的廣府地區與其它省市在語言文字的使用上出現了南轅北轍的變化：一方面,在內陸各漢族省市,普通話開始普及,並且逐漸取代當地語言成為主要的一般交際用語,另一方面,廣東尤其是原廣府地區,雖然普通話的使用水平大幅提高,但仍未能成為主要的交際用語(林倫倫,1998；)。這種相對於普通話的強勢,有港澳未回歸,北京希望以可控的廣東粵語媒體進行統戰,或者有能看到聽到港澳媒體的廣東,以作平衡的考慮。但當港澳回歸後,希望收緊粵語,開宗明義在廣府地區談推普,希望廣東像其它省份一樣把普通話擺在一個主要地位,讓本土語言處於從屬地位的要求便開始湧現(例如林倫倫,1999)。對於廣府人很強的粵語認同,非粵籍的社會學者也不介意在社會科學的研究論文中表達自己的不滿,例如周大鳴(2001)就視廣東人把粵語講標準為榮,且在自我介紹時喜歡說自己“說不好普通話”認為是一種問題,因為這“無非是表明身份”。在周大鳴看來,“二元社區”形成,除了因為經濟因素和制度因素,在廣東還有這一層文化因素。值得思考的是,一般移民理論認為,移民應該經歷的經濟、社會和文化三步曲的融合過程,亦即融合的最後一步移民在文化上認同移居城市而非移民城市群體認同外來文化,但這種基本邏輯卻未能在上述討論中得到足夠的討論。

    在羅湖橋的南岸,推普政策儘管不能完封不動地照搬到香港(見詹伯慧,2002),但也開始了相關工作步驟的策略研究(例如林倫倫,1998；詹伯慧,2002)。由於港澳被認為直接推普並不現實,加上相對於粵語而言,對於北京而言,更大的認同危機來自英語(參見詹伯慧,2002),因此比較多共識的策略步驟包括如下兩步,首先,暫時保留甚至可以推崇粵語的首要用語地位(包括官方語言及生活用語兩個領域),以使英語(在澳門是葡語)成為第二語言,而普通話要把與英語(葡語)爭奪第二語言地位為首要工作,而不是取代粵語。其次,為了讓普通話在坐穩第二語言位置後,長遠而言可以像內地一樣推普,現階段先爭取在中小學設立普通話。由於香港已經出現了Snow(2004)指出的“我手寫我口”的趁勢,粵語入字將進一步鞏固與加強基於粵語的文化認同。有鑒於此,推普的策略是爭取香港的中小學以普通話講授白話文,抵消粵語入字對於培養區域身份認同的固化作用。

    與上述形勢變遷相適應的,代表著推普工作最後攻堅的全國語言工作會議在香港主權被收回的一年舉行,然後在港澳被中國收回之後的十餘年間,粵語在廣府地區的使用形勢出現了逆轉。作為普及一種不同族群間的共通語,推普的目的,從經濟與社會效應上看,應該只是工具性的。但從上一節的回顧中可以看到,推普從政策制定到具體執行,均非僅以工具性的普及共通語為終極目標。這種矛盾甚至有時可以出現在同一個學者的不同文章之間(例如陳太章,2010)。從相關教材(例如李鋼、王宇紅, 2007)要求教師在推普工作中提出普通話相對於方言更優越的觀點,並且明確地提出普通話應有提升使用者“審美”能力的這些表述中可以看到,推普還要做到構建對政權和民族的認同感,亦即身份認同。具體而言,這種變化在以廣州為中心的廣府地區起碼可以在三個領域里清楚地看到：學校、媒體及社會活動。推普政策在1955年出現,1956年開始執行。最近十年以來,更多的政策文件出台細化及強化推普工作,例如大多數的幼兒園不但開始教普通話,還開始推行校園內只講普通話的規則。媒體,以廣州為中心的廣東的電視及廣播,在1950年代出現時主要是以粵語廣播。對年輕一代影響力最大也最早的動畫片節目,現在也全部必須以普通話播出(例如南方少兒頻道)。這與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不但電視劇集直接向香港購買,甚至連兒童動畫片亦如是相當不同。各種大型的社會活動、表演節目,甚至包括注明為穗港交流的活動,現在都必須全部使用普通話。這些做法使粵語的社會地位迅速降低,使用範圍也急速收縮。

    相對於動畫片,在媒體中仍然抵抗得非常明顯的是體育節目。例如,《變形金剛》等動畫片後來被拍成電影上映,在廣東觀眾中的一個最大的問題就是字幕。內地使用的都是普通話翻譯的人名,但是廣東觀眾的童年記憶卻是粵語翻譯(例如 Optimus Prime 分別被在粵語中音譯為柯柏文與在普通話中意譯為擎天柱),兩者有著天淵之別,但以後的世代在懷念《喜羊羊》之時應無此問題。相比較而言,非常有韌性的領域是體育。由於體育節目與時政節目不同,在外文名稱翻譯的限制相對較松,內地粵語觀眾一向慣於使用粵語譯名。廣府地區的足球或籃球球迷,應該都可以在見到“喬丹” (Michael Jordan) 和“貝克漢姆” (David Beckham) 這些名字時自動讀成“佐敦”及“碧咸”。不過,可以觀察到的一個細微差異是,較之於略為“頑固”中年球迷,青少年球迷多會在網絡中使用普通話譯名,僅在日常口語中使用粵語譯名。變化依然會來,只是來得比較緩慢而己。生活在廣州,感知到這一切,就會體會到普通話全面取代粵語的態勢正逐漸呈現。越來越多在廣東出生並長大的小孩不會講粵語,甚至反感學粵語,他們覺得講粵語是愚昧落後的象徵。生活在本應是粵語根據地的廣州的人也會發現,廣州的幼兒園及小學生中,仍然以粵語為日常交際用語的比例已經相當低。在二、三十年間,生活在省港兩地的常住群體,對於粵語的態度和使用出現了這麼多如此大的變化,是一個吸引了大量實證研究關注的領域。

    張晶晶(2006)在上海的研究發現,如果父母為外來人口,他們通常根據三個因素決定是否讓下一代學習移入地的本土語言：一是實際應用需要,二是情感認同,三是社會地位。如果政府在公共場合、媒體和教育中都不允許使用區域語言,這些因素中就只剩下情感認同能起作用。換而言之,對於移入廣州的外來人口,除非他們來自本來講使用粵語的其它廣府語地區,否則在理論上並不在在足夠的誘因學講粵語。實證研究也有力地以映了這一點：李倩(2012)對廣州0到6歲的學齡前兒童進行的實證研究發現,在未來十到二十年間,普通話將成為在廣州長大的一代自然習得的第一語言。家庭主導語言,無論是否本地廣東人,均以普通話為首選,論文直指這與“學校和社會的推普工作分不開”。

    對於在以廣州為中心的內地廣府地區,下一代青少年兒童以普通話,而不再以粵語為首先語言,Gao 等人(2000)認為,這是體制原因,因為內地城市與香港的最大不同在於,它們儘管文化上與香港同源,但體制上從屬於北京,所以一旦香港文化衰落,廣州本地人的語言使用便不得不以北京為模版。長遠而言,不同學者均認為,只要這種體制不變的話,此趨勢無法避免(Gao et al,         2000；Zhou,2002)。

五、結語：“去廣府化”對港澳的影響

    粵語作為廣府本土語言,其在廣府地區的消亡,無法不帶來諸多衝擊。文化方面,從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與港澳融合的其中一個重要推動力是文化風俗上的同宗同源,這主要表現在通行粵語。然而,這種有利因素自本世紀初以來發生巨大變化。港式粵語文化對珠三角本地民眾的影響已經今不如昔；另一方面,外來人口的大量湧入使一些城市的外地人比本地人還要多,由於語文政策把外來人使用的語言放在官方地位,因此語言使用上變成了本地人適應外地人,而不是傳統的“入鄉隨俗”。[1]

    粵語與普通話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香港的粵語媒體只能影響到廣東一省,對北方普通話媒體難以產生巨大的逼迫力,客觀上讓內地的審查制度覺得並無限制粵港粵語媒體的緊逼感,這為“珠港澳”的廣府文化在1980和1990年代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一線生機。然而,隨著廣東推普工作的深入,珠三角地區在文化上開始“去廣府化”,認同感向北看齊之後,社會制度將隨之出現“內陸化”的現象。“去廣府化”和“內陸化”的出現,將使“珠港澳”地區出現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文化差異問題。如果珠三角“普語化”,“珠港澳”還有甚麼文化紐帶呢?沒有文化圈作為基礎的經濟圈難以運作如常(屈哨兵,2011),不講粵語的廣州,與香港的關係也會逐漸改革。還要追問的是,在這種形勢發生後,港澳是否也為了經濟合作,而要跟隨廣東“去廣府化”或“普語化”?如果這樣做,如果在長遠避免社會心理乃至社會制度的“內陸化”?這個矛盾迫在眉睫,卻仍未被“珠港澳”融合問題的主流研究所觸及。

    另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是粵語是否需要捍衛,現時相對於普通話的劣勢能否被輓回?這個問題中文文獻與英文文獻有相當迥異的看法。以“撐粵語”運動為研究對象的中文文獻,例如肖好章(2010)、屈哨兵(2011)和詹伯慧(2011)均認為粵語從未被削弱,會長期存在。但是在中國之外發表的研究卻對此毫不樂觀。Gao(2012)研究了廣東網民如何艱難地為粵語正名,希望政府能尊重個人的語言選擇權。Ng與 Zhao(2014)則通過調查發現,盡管大多數廣東大學生僅認為普通話為工具,粵語才是母語,但現行的語文政策方向卻與民意取向相反,且未能見到逆轉的可能。Li(2014)直言,在當下語文政策之下,未來的形勢只能是普通話完全取代粵語,像當年的台灣一樣,廣東出現一種有本土腔調的普通話(亦即“地方普通話”)。任何試圖拒抗這種改變的努力雖然可敬,但都將徒勞無功(fu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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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類觀察常見諸於報端,如《廣州新生代,唔識講廣州話?》,南方都市報,2013年4月27日GA07版

 

參考文獻：

李倩（2012）廣州多方言家庭學齡前兒童語言規劃情況調查，碩士論文，暨南大學

 

張晶晶（2006）外地來滬白領青年的語言選擇，碩士論文，華東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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