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期 (二0一四年十一月)

 

 

區運、社運、政運的運作邏輯與關係

 

 

文/司徒薇

「和理非非」

 

坊間對「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一般持譏笑的心態,是因為某些政客、政團在過往的行動中以「和理非非」為名的所作所為,窩囊不堪,拖泥帶水。他們把「和理非非」弄成懦弱、模棱兩可、和稀泥、令人啼笑皆非的做事手法,令自己信用破產的同時,也連累到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抗爭被污名化與誤解。

 

曾幾何時,「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侮辱)的社運手法,用在甘地與馬丁路德金帶領的、道德理想崇高、意志堅定、持久玩強的反歧視、反殖民運動裡,是何等英姿颯颯,震撼人心。「和理非非」包含的節氣其實是真正能夠改變社會的巨大力量。而「非粗口」準確來說應該是非歧視/非侮辱,因為可以稱得上為進步的社會運動,理應是反對所有歧視、剝削,追求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民生、民權、和平、公義的。所以,利用歧視/侮辱的手法去爭取,是自相矛盾的。甘地的「和理非非」隊伍,初時面對的英國殖民政權是很可怕的,千多個手無吋鐵的抗爭者被亂槍濫殺,但運動沒有退卻,只變得更有尊嚴、更勇悍、堅定、聰明、甚至幽默,以精神力量戰勝強權與暴力,令它失去合理性,也反過來令反抗運動得到空前的認同與支持。

 

所以,現時坊間對「和理非非」的譏諷,是以偏蓋全的,「一竹竿打沉一船人」,實在武斷。我們不應為了一小撮人的窩囊誤用,而把「和理非非」的運動全盤否定,這是自廢武功的愚蠢,大家千萬不要輕信這種歪理,只有無知透頂、魯莽粗疏的人才會那麼容易被騙。

 

藐視「和理非非」是保守勢力強力推銷的一種誤解,意欲令對社會運動一知半解、參與不深的人,誤解真正進步的、能改變社會的社會運動手法與理念,對此失去信心,甚至藐視,從而削弱此種社運的尊嚴與力量。無論這種教唆人藐視「和理非非」的人原意為何,他們所產生的效果都是維穩政權樂見的,因為不公義的強權最怕的、最不能戰勝的其實是和平理性、無懼無私、博愛犧牲、超越時空的崇高道德力量。所以無論香港特區政府或者中共政權都是不會打壓藐視「和理非非」的勢力的,而且樂於利用他們經常爆發的偏激排外情緒,以此充當主流民意,然後以特事特辦的短期行政手段去滿足他們的要求,作為表現特區政府有效施政、願意聽取民意的方法,這種激化主流民粹的言論,有意無意之間打救了梁振英政府,為他們炮製了上任以來僅有的功績(如限奶令、雙非孕婦零配額),這些藐視「和理非非」的右派保守勢力就此與維穩政權配合得天衣無逢,而他們自稱勇武的粗鄙鍵盤口水戰與零星快閃行動,就是模糊視線、曲線維穩的陰毒手段。看不通狀況的人很容易給這種嘩眾取寵、言過其實的情緒發洩吸引,卻沒想到一直縱容這種一時之快,會把香港文化賴以跟中共文化區別的民主、開放、包容、正義的內涵,毀於一旦。大家千萬不要跌進激進右派的圈套,給他們牽着鼻子走,把論述與行事水平跟着他們不斷往下拉,我們可以瞧不起不雅、不守禮儀、自私自利、妄顧他人的人,但是不能以偏蓋全地歧視整批人,這與共產黨的上綱上線、骯髒政治投機手段無異。

 

另外,剛才有人講到所謂「土共是很粗糙的」這個講法,我是不同意的,只是不粗糙的那些存在於你當中你仍然懵然不知而已,這也是容易自滿的香港人以偏蓋全,粗疏幼稚的表現。香港人普遍對中共統戰機器的了解極度不足,我覺得是十分恐怖的一件事,我對中共統戰機器在港滲透的深度與廣度為之震驚,其統戰的手法高明粗劣不一,但在年輕一輩當中是相當高明的,近乎不露痕跡,這裡不便多提,不過返國教一役多多少少都逼使港人提高了警覺,不過這種觸覺能夠維持多久,能否變成恆常廣泛的警覺性與洞察力就難說了。對我來講這是嚴重問題。

 

運動、行動

 

首先,從實際考慮出發,我要先把運動與行動區分。進步的社會運動是為了長期推動社會價值與制度的轉變、有緊密組織、並立志堅持下去直到成功的持久過程

 

它是一個從被排斥到被接納,從被剝削到得到平等公義,從沒有保障到有保障的過程。進步的社會運動開始時通常是很邊緣的聲音,但它有自由、平等、博愛、民主、民生、民權、和平、公義的堅實基礎,是個可以堅守底線,逐步推進的過程。

 

一次過或者零星的行動,看來可以很壯觀,尤其得到社交網絡與大眾傳媒的推動下有一定的爆發力,但就算人數很多,如果沒有緊密的運動組織去延續、支撐和跟進,直到達到一定成果,這種行動也只會是曇花一現。

 

區運、社運及政運

 

我現在在想怎樣重組、整合區運、社運及政運的能量,我在想可以如結合,根據什麼議題去著力,不同著力位又適合推動什麼議題,然後怎麼去轉化等問題,例如是否能夠從區運轉化去社運甚至政運。我認為是可以的,或者反轉過來也可以。

 

分開這三種運動不表示他們是割裂的,而是可能在不同的位置開始累積。區運是傾向多種議題的結合,通常在危機社區有一個重大社區問題。不利的政策殺到來,如市區重建 (利東街、觀塘、深水埗、土瓜灣等)、以大型基建為由收回土地(菜園村、新界東北三區等),這會產生多種危機及需要,例如業主與租戶的居住權、農民的農耕權、工廠、農地、店鋪、住屋的產業權等。地產商不斷收地,居民農民持續受威脅,產生多種環保生態問題,以及規劃公義、民主的問題,也涉及香港整體利益、可持續發展等問題。

 

社運很多時候是單一議題的,但某些議題可從導火線議題擴展成多議題的結合,例如七一,原本是反廿三條,但慢慢演化成聚合多議題的一個放射性平台。

 

政運傾向適合單一議題的事,專注地關心建設讓香港人安身立命的政治基本權利,或者推動政制改革。

 

社運又可以分成幾類,其中一類是基層運動,如全民退保、最低工資、標準工時,有一些基層運動是可以連結到公眾利益的,例如2005年開始的反領匯運動就是反公共資產私有化的運動,裡面的次議題就如反對領匯接管後的公屋商場的外判勞工剝削,還有領匯引起公屋商場的消費空間高級化、趕絕小商戶、大量引進財團連鎖店經營,扼殺公屋基層市民的生活和經濟需要、並帶頭加速香港的消費空間高級化等。這個反公共資產私有化的議題,其實已經是個包含了多議題的運動。我們也讓它發展出一個新的政治對抗陣營,這是會有議價能力的,可迫使政府及資本要與運動談判。以前我們只懂面對政府爭取權益,但反領匯這一場仗還教懂我們要如何面對資本/跨國資本。反領匯的運動慢慢發展下去,你會看見一個新的官商勾結的論述。我們要考慮如何把它具體化。不只是對抗政府,也要對抗資本,還有跨國資本分析的論述及方法。例如新自由主義這個詞彙,就是從那天起在報紙上出現,但其實去到2008年後,即第二次金融風暴之後,這個詞彙才開始在報紙中出現較多次數,這是我在wisenews中找出來的,也見到論述發展出一些跨境或跨國的一些語言。

 

另一個運動我覺得是由基層運動的目標出發,但變了多議題的。那就是2005年的反迪士尼運動。當初潘毅叫我們搞這個運動時,她只是想打中國內地外判工廠剝削勞工而已,也即是血汗工廠的問題。但是,沒有人會理這麼邊緣的人的,而且他們也大部分不是香港的人。因此,她剛回香港時,我建議用cultural activism,用多議題去包裝,變成「獵奇行動」,但是「獵奇行動」是學生為主的運動,當暑假一完就沒有了,所以我們一定要籌組一個NGO「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去維繫血汗工廠的運動,所以就出了這一件事來。這便成了多議題的新社會運動,因為新社會運動大多也是這樣的,它有反對迪士尼血汗工廠、反公共資產私有化、反官商勾結,就是政府與迪士尼所簽的秘密合約、迪士尼因而得到的空權、海權、迪士尼對環境保護的影響(政府括免它每天放煙花的空氣污染費用與法律責任;它種了兩百萬株以上外來品種的樹、填海帶來的污染等)、政府為跨國企業負責逼遷賠償與基建責任等等的議題。

 

 

 

 

 

 

 

 

 

 

 

 

 

 

 

 

 

 

 

 

 

 

 

 

 

 

 

 

雖然這是一個社運,但它後來發展出政運的力量,即是它其實帶出反官商勾結的政治運動力量,也發展出中港跨境運動的平台,以及國際工運的平台。以下圖中是我們在那運動時分析連結面與抗爭面的圖解:

 

 

 

 

 

 

 

 

 

 

 

 

 

 

 

 

 

 

 

 

其實這的確直接影響中國勞工法的執行,長遠而言做了十年,現在是可以看見成果的。

 

下一種運動就是從關乎重大議題的全民社運出發的,反國教及學民思潮是其中一個,這是一個學運連結政運的良好例子。它顯示了學運的年青化,中產化,香港核心價值的傳承,我覺得「學民思潮」並沒有創一個新的價值出來,它是把現有一些重要的底線及核心價值發揚光大,因此它沒有發明新的社會價值。但它啟動了新的民智,就是我們對中國統戰在香港的實踐方法及滲透能力的實際經驗與了解,這令大家對各樣以前香港人看不到的、中國勢力在香港的脈絡與運作方法了解得更深刻。還有就是對香港的身份認同及政治民主爭取提供了很大的力量,也看到一個跨世代的連結及張力。雖然內部有張力,但是很難得有一個跨世代的連結。

 

現在「佔中」其實承接了反國教跨代的社運連結,同時間在這範圍中,我看見社運所提供予政治運動的能量是什麼呢?例如反國教演變成反土共、中共政權的政運能量,就是我們現在有語言。現在有膽量說別人是中共,以前建制是十分模糊的一件事,現在的建制是十分鮮明的,而且它赤裸裸地証明了、教懂了香港人什麼是土共、中共、統治、統戰組織機器是什麼一回事,也動搖了政府和建制派中的某些政治力量,直接又間接地毀滅了某些建制派的爪牙的政治前途或政治組織力量。以後這些爪牙會變得越來越被逼浮上地面、越來越明目張膽、無恥[m1] 粗鄙。

 

第二類關乎重大議題的全民社運就是大家講了很多的七一遊行,我只作些少補充,七一遊行是因為民陣這種聯盟的運作邏輯,成就了全民運動的演變,它發展成為多議題、亦因時制宜設定主題,令我們除了六四以外,多了一個令我們可以記住所有事的儀式,它有放大及放射某些議題、提醒我們某些議題的能力,我不會小看這個意義的。這個意義看似十分淺薄,但這件事做得持久的話,厚度便會出來了。七一原本是政運,七一原本是反廿三條,自由、人權、公民權的政運,其實同時也產生了、鞏固了一個堅實的香港核心價值,這是政運及社會的互動。

 

在「六四悼念」中也可看到政運及社運的互動,六四原本在大陸的起源是講新自由主義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保障崩壞、反國有資產時有化、反官商勾結、工人大量下崗、貧富權力兩極化、反貪腐、反剝削、公義、民主體改革等,但現在人們經常把工人在六四中的角色忘記了,現在演變成好像只是學生的民主運動而不是全民運動,這是不對的。而在香港的脈絡就再加上回歸的焦慮,民主與愛國中間多了一個恐共的因素等的包袱。其實由1991年開題,我們已經有一班女生十分不滿支聯會的做法,例如「祭好漢」,我們一直對「好漢」領導的運動的排他性有疑問,重複質疑直至迫到他們把那首歌改為「祭英烈」為止,然後覺得儀式好空洞、沒深化、沒反省、好悶,於是我們自己在場邊做行為藝術,所以早在1991年已經有,而近年有了更明顯的轉機,80、90後用了他們的方法與演繹去做傳承,年青人是一個很好的提醒,每一代其實都是在罵同一件事,但也不要緊,我發覺今次已經演變成一個愛港及愛民主的政運,而那個愛國民主的特質也得到了比較深刻的反省,我認為拿出來討論也是好的,以前並不是沒有這個分別,只不過是隱性的。因此我認為現在的六四變成開放本土及排外本土之間的政治紛爭與身份認同的論爭,我也認為是好的,是要拿出來辯論的,不要怕一時的泥漿摔角論戰,怕民眾對紛爭厭棄而不辯下去,只要以開放、包容、有根有據、實幹、恆持的態度待人,長遠來講人們還是會聽其言而觀其行的,日久見人心,清者自清,總會有一天可以以品格、情操、承擔能力等素質鬥贏民意的。

 

第三種,就是新社會運動,傾向多元結合的運動,有兩個特點,第一個香港做到的就是橫向、連結及結盟,橫向的網絡式組織,即horizontal、overlapping circle、重疊的小組cells的網絡運作方式,即是沒有領袖,或者每個小組也有很多小領袖,那種溝通就是每人用不同的身份去溝通不同的人事,其實香港人很懂得這種multi-task 、多議題多面向的組織方法,完全沒有難度,所以我們的確做到非常Deleuzian、rhizomatic的組織方法出來。

 

比如一個大的市區重建、規劃民主化的運動裡,其實也會有很多環保、社區經濟、反霸權、新移民、公民權、文化身分認同等等的東西連結起來。如果以幾個重大的例子來分析,可以以保育天星皇后碼頭來開始講,天星皇后碼頭保育運動其實同時間發生的,或者更早的也是一個區運,可以從利東街開始說起。

 

市區重建、新市鎮鄉郊城市化、基建、徵地、私人或機構收地、發展商屯積土地,這些所有都是社區運動,反迫遷運動,這些都是公眾關心的議題,其實這些拆遷運動之中唯一沒有居民的,就是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當時說我們沒有苦主沒有居民,怎樣可以打呢?就是自己住進去做苦主囉。我覺得那次就是從區運學到很多技巧,然後立即拿去社運的地方使用,因為參與利東街與天星皇后的人都是差不多的有重疊,但天星皇后有很多沒有社區運動經驗的人,由區運去到社運中間是存在張力的,例如天星皇后碼頭這些社運人不懂得入區時面對居民的考慮,舉例,有一次曾蔭權要去藍屋,天星皇后的人要浩浩蕩蕩去踩場,但那次大家就把當地居民組織了幾個月的行動破壞了,弄哭了居民,可見當時的社運與區運其實還未有默契,受了這個慘痛的教訓,後來去到菜園村保村運動與反高鐵運動之間,大家便學會了,發展了一個默契出來。

 

很多人認為區運不起眼,就是一班小眾,幾個受害居民,但其實在利東街、菜園村、藍屋等,我們看到區運有能力產生新的普世價值,甚至公共價值,例如把「保育」這個從來也不是keyword的字變成keyword,以至各大傳媒開始要有記者專行「保育」與城市規劃、發展這條新組合的beat。這些如藍屋等運動裡所演繹的「活保育」、「留屋留人」,是挪用一個十分保守的字詞去講一些激進的事的一種論述介入,大家並不是說要保育趕走居民、人去樓空的歷史建築物,或要重建把空間異化成樓面尺價,而是要保住庶民生活其中的地方、行業、生活方式、經濟網絡、社區網絡、文化網絡等等,要保住庶民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

 

繼而天星皇后產生了「本土行動 – Local Action」,正式在主流文化裡啟動了新一代人對本土文化與生活方式的關懷與愛護,而這種社運與區運一樣,都產生了一些新的公共價值,譬如城市規劃民主化,要參與規劃自己的社區、自己的中環與西九海濱等,參與民主的倡議正式對代議民主、票箱民主作出修正。第二就是雖然現在也不是很響,但是到現在,大家的反共意識慢慢變得清楚後,「本土行動」所說的「去殖」(decolonization)論述,不就已經在公眾的認知裡開始萌芽落實了嗎?重奪香港本土文化身份以及庶民的歷史的話語權以至空間規劃使用權等的論述基礎,其實是這個碼頭運動開始進入公共論領域的,這個碼頭被重新閱讀為香港人抗爭歷史的重要地點,是省港大罷工、反天星小輪加價、保釣這本土新生代的反英抗美帝日帝的本土文化認同運動的起點,而「本土行動」選擇的正正是重新演繹香港主體性、身份認同與歷史的重要例子,而碼頭就是一個提供主體性、時間、空間、民生、民主、文化結合的一個很立體的物質基礎。

 

「本土行動」還提出了反公共空間私有化的議題,不要摩地大廈商場與解放軍馬頭佔據了人民的公共空間,這其實是承傳反領匯的反新自由主義發展觀的一套論述。由於新自由主義的施政,公共資產私有化,政府減少監管市場,所以出現壟斷與兩極化,因而有地產霸權。平民百姓現在要親手管政策發展、施政、城市規劃與建設、管理以及執行等東西,你會見到政府已經把很多它的功能外判了給市場、大財團代理人手上,如市區重建局、機場管理局等,明明就是集政策制定、規劃與執行於一身的外判公司。這些東西,雖然普遍香港人也未必知道叫新自由主義施政理念,但其實大家也知這種施政是有問題存在的。還有的是,天星皇后運動開啟了一個開放本土派的想像,但是不夠響亮,所以現在可嘗試慢慢把它深化。這種社運也有跟政運連結的能量,到後來反高鐵時就可見端倪,通過高鐵撥款一役,不就一次過明確教懂香港人不民主的功能組別有多大的禍害,傾斜的政制與傾斜的發展觀是由誰來付出代價的嗎?「地產霸權」這詞彙也同時因這運動而深入民心了。

 

天星皇后運動更演變成新的政治對抗陣營,形成dual power (對壘)的局面,所有中間的吸納政治手法、混水摸魚的政治力量、政黨等一概失效,林鄭月娥需要直接與這個運動進行談判。在這個論述中,大家更強化了如何理解新的官商勾結。地產霸權有一種非常實質的運作模式,而且你不單只要對抗政府,你要對付官商勾結、政府與資本的結合,而且你在運動裡可看見連結時間、空間、主體性的運動模式,這是一個新的政治力量,它可以重奪很多東西,包括去殖的論述、開放本土的論述、歷史話語權、空間使用權等,就是說,這種社運了解要建立新的運動主體、新的政治主體的話,空間與物質基礎有多重要、掌握歷史時間有多關鍵。其實就變得不像以前八、九十年代那個香港身份政治認同的運動那麼虛,運動不再那麼潔癖,為求道德高地寧願放棄實際權益,我們正正要搶那些很實在的空間、物質、社會資源,拆了菜園村也要找方法拿回重建家園的切實結果。

 

說回去,到反高鐵的時候,區運、社運、政運其實已經很好的結合了,反迫遷保菜園村是由區運開始,所以我們一直很努力遊說大家入村,在整個運動發生前的十一個月朱凱迪已經進村從事組織工作與研究,在裡面大家會講規劃公義、規劃民主化、可持續發展等,可見這是之前的運動的keywords正在回來,但是被深化與體現了。

 

還有,香港年輕人打破了香港只有城市的刻版印象,發現原來香港還有農業,有些人叫自己做city boys and girls,第一次認識赤裸裸的鄉議局、原居民和「陀地」的鄉下政治。知青下鄉,對新界的殖民和回歸歷史遺留下來的官商鄉勾結,有了深刻的、新的公民認知和反對意識。鄉郊生活模式的開闊自在,對比於城市極端擠壓的空間時間,衝擊他們的價值觀,為他們提供了新的社會價值。半農半X雖然是十分小眾,但這些new age生活模式有少許香港人去做成一個visible critical mass的話,便會成為政治力量。

 

再說,這運動經驗又可以赤裸裸地顯示議會民主的不足,譬如功能組別六票就可以決定大局,殺一條村,然後拱手相讓669億多,加上沒有去殖的新自由主義施政的會容許官商勾結,這狀況跟香港貧富懸殊的差距,菜園村及地產霸權的差距有很直接的關係,那種不公義的施政的後果,人們終於明確的看在眼裡。

 

另外一個重要的觀察是,在這反高鐵運動裡可以看到文化抗爭的力量,組織者要想,要怎樣才可以令幾千人長時間在那裏包圍立法會不離去?所以拿了文化研究了解大眾文化的方法去操作運動設計,普通人平常不會看立法會辯論直播,好悶,而且我們要準備看馬拉松拉布,所以就想到從大家一齊睇波睇奧運的習慣下手,用大家一齊馬拉松睇電視食花生的方法來看議會辯論,就如睇馬一樣,有馬評,朱凱迪等人就一樣評論議會裡的辯論,幫現場與網上觀看的人深化對議題的了解,引起民眾論政的興趣與能力,就好像人人多會點馬經一樣。議會休息時間我們也像電視廣告一樣,在現場台上有indie band演唱和MC hold場,我們又可以很互動地參與,以MSN等溝通方法把民眾提供給議員的一些拉布問題送進去,因為裡面也在看場外的直播,場外氣氛也可以影響裡面的dynamics,好像phone in玩遊戲,波場馬場鬧鬨鬨的觀眾與球員互動一樣,然後我們有社區經濟的攤擋提供食物,令我們可繼續有東西吃有飲料喝,又有地圖告訴我們哪裡有洗手間等,所以絕對可以留在那裡三日三夜,這種一起睇馬睇奧運的文化生活習慣,就是被放在政治運動中了。

 

所以你看到從反迪士尼的cultural activism演變到反高鐵,當中的cultural activism提升了很多倍的能量。這個菜園村的區運變成了一個很大的全民運動,因為連結了反高鐵,一個很大的跨境規劃議題,所以帶出的一大堆問題也是一樣,不在此重覆,而那種給予政運的政治能量是什麼呢?它演變成反功能組別的政運,因為我們知道菜園村、撥款事宜一定會輸的時候,所有做出這種事的人,我們要他們付出最大的政治代價,而且這個運動要留有最多的政治能量給其他運動,所以就要打功能組別,要讓其他人知道這個決定是從何來,功能組別在高鐵撥款的運作扮演甚麼角色。反高鐵包圍立法會的拉布是第一次令香港人一齊睇電視直播,這運動在意識形態傳播的methodology上也有貢獻,它成為了反功能組別成功普及化的公民教育實例,它亦給予五區公投建立了大眾認知,反高鐵的methodology,影響了後來的區選、立法會選舉某些政治形勢、動搖了一些建制派的政治力量,直接間接毀滅了某幾個建制爪牙的政治前途。

 

剩下來的就是區域議題,例如反厭惡污染性的設施,堆填區事宜,影響最主要都是動搖了梁振英政府的政治力量。這些不同的運動的目標也有不同,但同時有關係。社區運動的最終目標是社區的保育,社區的營造,這是因為它的方法,參與規劃、參與民主,如一齊護村,一齊建村的概念,這方面藍屋應該是個很堅實的參與民主的實例,所有決定都是由居民與跨階層跨領域的志願者一起討論出來的,這就是社區民主、社區自治的落實。香港沒有政制的民主,也不代表我們的民主不能普及地體現。社區組織起來,就成了社區經濟、文化、社交網絡,我們可以建立一個參與民主的實踐,所以區運是可以持之以恆地令到大家對民主有更多的想像的方法,在社運中是有放大這些概念的。而在社運中,是多了邊緣人士、基層、市民的權益、權利保障等的爭取,不要小看以為這些權益運動很土,我覺得重複性的社運是做到某些堅持、維護、捍衛、倡議普世價值及權益的效果的,自由、民權等都是比較適合由社運做的。全民退保、工運、如最低工資、標準工時等的爭取,是要以咬著十年計的堅持去出來的。

 

還有的社運是會發展在地、國際、或某些重大不公義的控訴、公義的伸張等的,在我來看,這兩種運動可增加配合政運的累積和能量。對議會民主而言,其實現在香港仍然對政改等,對民主的理解想像等較薄弱,通常也是講自由,甚至民權,我們甚少講平等及博愛,博愛你可以當成是community,我們也甚少講公義及公民義務,所以我們在政運中,對民主的想像的貢獻反而最少,這是很諷刺的,不過這便值得我們去想想如何做得更好了。手段方面,社區運動手段通常是社區關注組,關注裡面的狀況調查,該區背後的問題、政策,政策分析研究是從何來呢。我們需要制定政策,並提供切實的、可行的替代方案,這樣便容許大眾看到政府與主流,或者建制不是唯一最好最有能力做到同一件事的方法或取向,香港人其實有能力自己來做決策和執行。

 

還有提升社會認知和文化抗爭連結的重要,在社運裡,也不是說沒有這些方法,但有更多的是聯盟運動,以苦主、區域NGO、不同界別的聯盟,去提升街頭抗爭能量以及社會認知,也會衝擊政府部門、政策局等,這是比較有能量地做的。一個小社區去衝擊政府的示威,最厲害也是去到一千多至三千人,這是最厲害的了,所以也要連結到社運的能量,區運才可以去到達三千人或以上的遊行,因此聯盟政治其實很能幫助區運放射,我們組織村民去「凶」陳荗波,那裡確實有二千多三千我們自己的人,但當中的水份很高,村民連結其他身邊的人,其實最堅實可以是叫村民的人有九百多個,因此我覺得我們社區的區運是成功的,每次也能號召九百人去政總,去球場實在不是易事。但是,你會發覺社運overlap的問題也很大,所以由九百多去到三千,中間的社運就是那二千多人,要將整件事發至很大才會變成政運的能量,那就要感動到大眾才行。例如連結到政黨或個別的議員,其實不是能放大運動能量的主因,在這情況底下,政黨的政治能量是被動的。區運則是較多街頭抗爭,但很少達至跟政府或與資本談判的能量,除了菜園村,東北也可能會;社運是談判少,街頭多的;而政治運動是談判多,街頭少,往後就難說了。2010入中聯辦談判,證明只會賠了夫人又折兵。

 

所以區運、社運及政運要靈活運用,要互相在運動的不同時段,以不同的運動方式去做,才會獲得最大的能量。媒體,大家也很熟,所以這裡講得少,區運愈來愈多依賴文化抗爭及媒體,又有社區的組織如區報、社區的媒體如獨立媒體以及如何利用主流媒體去放射和放大跟進。現在的大新聞頭條,絕大部份也是獨媒或區媒爆發出來的,其實因為大家都不再信任主流媒體,我們的頭條新聞也不讓主流媒體爆出來,所以現在的主流媒體只是用來跟進事件而已。我們很多日常親身交往、互動、磨合、合作,這些在社區裡面的組織是完全不能代替,愈來愈多需要。佔中最重要的訪問和訊息是用獨立媒體發放的,而不是用主流媒體去發放。這個網絡文化的放射就是這樣了。

 

最後就是評估,區運方面,其實我們看得出區運可以創造、帶出甚至生產新的社會議題以及價值,所以它達到民智的提升,而且是看到文化抗爭的興起;社運也是一樣,有創造新議題及新社會價值的能力,以及提升民智的能力,而且民間社會其實主導了改革agenda setting。現在很多agenda setting都是由社運爆發出來的,而不是在政運或政黨中爆發出來,政運是一種堅持原本的民主倡議的運動,但對別的議題甚少有幫助。

 

最後就是我對政運的一些看法。五區公投後,2010年後,政黨政治有點弱化,以及分化得很嚴重,去到一個地步就是,今次佔中並不能夠獨立運作,不能不靠民運,即是佔中和真普選聯的分開是需要有兩個entity,他們不能黏在一起,這樣有好處,也給某些新的政治力量介入的機會,如學民思潮、學聯等青少年的政治力量,還有就是政運較難帶出一些新的議題,或創造一些新的社會價值,這次佔中agenda setting也是用一個社運形式去做政運,有時政黨慢慢失去了社會觸覺的能力及能量,有時甚至他的政策研究會落後於社運及區運的政策研究,是對現在民意的sensitivity不足的問題,而且失去了部份誠信。所以現在要看其他兩種運動如何配合政運去更新他的能力。你現在看到的佔中,就是很努力地說服社運和區運去幫它做。最後一點,希望我們要意識到這些運動如何將累積能量和資源轉化給其他運動。

 

本文根據2013年8月10日《公民社會往何處去?「零三七一大遊行」十周年公開論壇》發言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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