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期 (二0一四年十一月)

 

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關係

 

文/馬嶽

我先解釋一下「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區分。在傳統政治學的理念中,公民社會非常強調與國家的區隔,即是不應該去掌握實體的權力,不進入政府,亦不進入國家;社會上有另一些組織,它們成立的目的本身是用來掌握或者管理政治權力,在某些政治學的學者而言,他們會稱之為政治社會(Political society),政治社會最常有的架構就是政黨及議會,即是各級的議會也是同一樣東西。今天我想說的是:第一,從零三七一開始,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關係中最大的變化或衝擊,就是整個運動變得不需要領導。十多年前,即零三七一前,仍有一定數目的運動、行動的參與者期望得到某些政治領袖或政治團體的帶領,如果大家還記零三七一到最後的階段,當時不同界別的領袖呼籲人民上街,當然最後的五十萬人是遠遠超越他們所期望的數字。我相信往後帶來的效應,除了網絡的效應外,公民的覺醒或自行充權的過程,也會推動往後的十年化約為很多較小的、各類形式的運動。不同形式的運動透過抗爭爭取,再透過不同的事件、組織、充權等等,令到公民意識在十年間大大提升,而這個過程的其中一個很大的變化,就是不再需要上一個世代的政治領袖,或者組織去帶領他們出來爭取某件事。

 

香港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分工

 

在二零一三年我們看到的狀況是:政黨等組織正在窺探著公民社會,他們往往等公民社會或網絡發動後才出動,而且通常是落後少許時間;就是別人已發動了一段時間,已搞得很熱烘烘時,才發覺自己也該在問題上有些立場,其實十年並不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但在香港的運動史而言,這是一個頗大的逆轉。這令我就公民社會及政治社會的關係,有一個十分深刻的思考。其實這個課題我也思考了十多年,當中有兩個頗重要的背景脈絡:一是傳統西方的政治學脈絡,就是如何理解公民社會及政治社會的分工,我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公民社會,一個公民社會應該不去奪取政治權力及官方的位置,不參與選舉、不當官等,於是在西方的政治學的概念中,公民社會主要應該是監察政黨和權力機構,而不是進入這些體制裡;這些事應該由政治社會做的,即是政黨去做,於是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便有一個分工的狀態。民間社會可以提出自己的訴求、政綱,然後要求一些需要選票的政黨去實施,如果他們不做,你們便發動攻勢,不給他們選票。又如果你是工會,你想支持工黨和社會民主,你便提出你的訴求,如果他做不到你的東西,那麼你就不給他票。所以傳統西方政治學裡,公民社會及政治社會的分工就是透過這樣的一個形式去運作。

 

(回歸前)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的高峰

 

第二個重要的脈絡是,我相信香港社會從七十年代的社會運動轉化成八十年代的民主運動後,一直有這樣的想像:就是透過議會的局部開放爭取建制的權力,然後在裡面爭取社會政策的改變,包括拿取部份內裡的資源等等。因此我們會想像這些人(主要來自民主派的政黨)進入議會後,因為他們盛載了很多公民社會的期望、改革的訴求後會去推動社會改革。一直去到一九九七年,情況也還好,因為在九七前,在所謂formal institution裡也是一直在進步:由八十年代的區議會選舉、九一年引入立法局直選,直到彭定康年代,其實是一個高峰。例如在九五至九七那兩年間,在私人條例草案及民主派佔了大約半數議席的條件配合下,當時很多民間訴求(如平等機會條例、反對填海、限制公屋加租法例,以及後期被廢了的集體談判權等)都可以透過公民社會,及政治社會多年來盛載了公民社會多年來爭取的目標下,在議會的層次轉而落實成為政策。但是在九七年後,由於政制沒有再進一步發展,似乎用政治社會的形式,以議會推動社會改革的方式變得此路不通,因此出現了一個困境,那一步似乎無法再前進,我想在這十年大家也有掙扎,所以這十年又再次回歸到公民社會去推動。在近十年(尤其這兩三年)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的割裂比較嚴重,而且當中的互信相當低,愈來愈低,甚至有排拒的現象,但這件事未必一定是錯,或者我覺得是在香港現在的政治環境裡,這事無可奈何也會發生。

 

對政黨不應抱不切實際的期望

 

這個狀態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或者用羅永生剛才的歸類的「進步的知識分子」或者「進步」的社會團體來說,他們會怎樣思考這個問題呢? 如果我們需要推動更多的社會改革,應該要怎樣做呢? 我看到這個公民社會和政治社會目前互不信任、割裂等等的狀況,這樣會有幾個結果出現:第一,香港的公民社會仍然以公民社會的標準去期望政黨或政治社會的人,這有一個歷史原因,因為那批人於很多年前的確是從公民社會裡出身,例如九一年劉千石第一次參加直選,於是你會期望劉千石一定帶著工運的色彩和工人的訴求入去議會,但如果以西方的傳統論述來說,就一些較成熟的民主政制而言,這個想法是傻的。政黨一定是為了權力、為了位置,於是一定會妥協,一定會出賣你,你期望他以公民社會的角度看問題是不切實際,因為他是從權力爭位的角度去看的。而你的方法是什麼呢? 你的方法是制衡他,例如你是婦女團體,你就弄一份婦女政綱,著他簽了它,當選後如果他不跟計劃做事,你便展開攻勢。於是乎如果你有足夠的動員能力,有足夠的票數,工會也好,婦女團體,環保團體也好,總之給他一份政綱並叫他簽了它,如果他不肯簽,你當然不給他票,若他簽了但不做,你下一次就不給他票,於是有足夠的票數的時候,他便會就範,有足夠的群眾壓力和足夠的選票壓力時,民建聯和工聯會也會反對屯門興建堆填區,這與政治道德並沒有必然的關係,或者與立場也沒有必然關係,最後政黨作為索取權力的機器,其實實際上來說他只是看餸食飯,即是看錢的份上,與一個只為賺錢的資本家的行為無異,只不過他的貨幣是選票。

 

這裏牽涉如何調整想法,可能幾年後大家對政黨的某些作為感到失望,我認為很多東西都是預想到的,也不要期望太高,但如何去調整這個想法,我認為這是需要去思考的,因為這牽涉了我之後的分析:香港的公民社會是比較擅長自衛(self-defense),但是要去推動一些體制或政策上的改革,我們的capacity是不足夠,意思就是如果有些東西我們是有的話,而它又來侵害我們(廿三條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當別人來拿走我們的東西,我們便會起來抗爭。但如果有些東西我們本來是沒有的,要我們去組織好多能量去爭取的話,很多香港人便會卻步,這其實是我多年來的觀察。一些如果香港本已有的東西,如宗教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我們感覺慢慢喪失,或者這幾天所討論的警察的政治中立(但警察怎會政治中立?),如果這件事被破壞了時,大家便會很著緊;但如果這些東西本身是沒有的,何如「全民退休保障」原本是沒有的,然後需要大家一起聯結很多力量去爭取,在過往的三十年的經驗反映了這是相對困難的。我以「反對堆填區」為例,社會上很多人都反對增建堆填區,但反對堆填區後我們應該怎樣做,例如怎樣去推動政府有效地處理廢物及制訂整全的環保政策等,香港的公民社會未必有強大的capacity去做得到這件事。如果我們真的想作為進步的知識份子,或者想推動更多的社會改革,我們怎樣可做到更多的連結?這包括如何連結政治社會,推動更多能量,掌握更多政治資源去做該件事,在現在比較零散的狀態下,相對上未必能容易地做得到。

 

目前制度破壞現狀的能力很強,但我們很多時候停留在捍衛式的運動,如果別人侵擾你, 你便會發動攻勢,例如國民教育強加於學校,當你不想它強壓下來,你便頂著,打退它,當然它之後便化整為零,演變成許多國情教育班等等。我們其實做了很多的運動,這些運動在意識上對提高公民意識有很大的幫助,同時也帶來很大的張力,我觀察到兩件事:第一就是建制逐步去蠶食很多公共空間的能力是很強的,例如現在有很多居民團體,如果你從事過地區選舉便知道,現在業主立案法團的宣傳空間基本上已沒有了,一下子便封了,連海報也不被張貼,所有的政治訊息不能被傳送到被建制控制了的屋苑裡;其他的團體還包括家長教師會和「愛」字頭組織,愛字頭組織並非只有粗暴的模式,因為它可以控制教會,只要在教會裡每天也講反對佔中,向信徒灌輸不應該犯法,牧者不需要說很仔細的理由,就是強調不應犯法,慢慢地這種操控的力量是很大的,這種改變現狀的能量往往比我們主動推動改革、改變社會現狀來得更快更強,這是我所擔憂的。如果從公民社會的角度,我們怎樣可以有更多連結,然後創造更多capacity,來推動各個層面的改革,而這件事不單是民主政制,也包括基層運動、思想上的改革。

 

過去七年我參與了中大政政系的收生面試,每年要面試大量希望入讀本系的學生,與學生對答的過程中我感到十分辛苦,甚至認為是對我情緒智商的考驗,我腦海不斷疑惑為何這些學生會有這樣的想法?要知道他們已經是想讀政治的學生,如果換成讀商科的學生會如何思考?我很害怕,我知道建制的力量很龐大,包括很多年輕學生也參加過建制派那些組織,他們當然不會標榜自己是愛港之星這樣進來,但是如果你要我列出來,我可以列十多二十個有關方面的群眾組織出來,例如青年智庫的組織也有兩三個(如: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我覺得愛港力,他們只不過找一堆「爛撻撻」的人來撩你打架,他有更大堆人正在做更多群眾工作。

 

我的原意不是講太多回顧部份的,反而我想分享前景部份。第一,大家也明白我們目前面對很大的局限,大家對香港的公民社會的情況應該不會陌生,就是八個人就是代表十個團體,而且同時需要負責很多不同範疇,我認為大家應該要想思考更多縱向及橫向的連繫,來推動更宏觀或整全的社會改革。首先可能要從論述出發,累積論述及其他組織的力量等等,就前景而言,我並不覺得有了普選就可以解決的,即是無論真或假普選,無論何時會有普選,我對於這個問題並不是這麼樂觀。我想香港的特點就是所謂第三波民主化的很多國家,他們的經驗就是他們的公民社會不發達,在公民社會不發達的情況下,突然之間政權倒台,於是在公民社會不發達的情況下,其實很難監察到政府,因而令到政府容易濫權,於是容易出現貪污等問題。雖然香港的公民社會較發達,但我們相對上較零散;因為要抗拒政權的侵害,所以我們的意識一直是傾向自我保護的意識,但我們有沒有一些願景?例如我們對現在新自由主義的管理方法有很大的不滿時,無論有沒有普選,坦白說,如果選了曾俊華上去,然後他拿著百多萬票,我想這更糟糕。到底我們有沒有足夠的能量,去推動社會向一些我們覺得比較進步的方向改革呢?這個是我覺得大家需要去思考的方向以及問題,我強調這個問題我已想了十多年,其實我也沒有很清楚的答案。

 

本文根據2013年8月10日《公民社會往何處去?「零三七一大遊行」十周年公開論壇》發言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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